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其解释地区产业集中的新贸易理论闻名于学术界。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并且是“30人小组”(Group of Thirty)的成员。“30人小组”是国际性的主流学者和金融家组织,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他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明星。1
作为一名主流的职业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自然接受了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全球化。当2001年4月22日他在《纽约时报》专栏上谴责魁北克美洲峰会上的示威者时,这一点表现尤为明星。2
“全球化的确有不美好的方面,”克鲁格曼说,“如果你购买了一件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的产品,它是由按照西方标准工资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工作条件可怕的工人生产的。凡是对这些事实无动于衷——至少暂时如此——的人,都是没有良心的人。”2
然而,尽管承认第三世界的工人遭到西方跨国公司的残酷剥削,但是克鲁格曼认为由此直接指责全球贸易是大错特错的做法,因为“无论是什么意图,别人都是在尽力使穷人变得更穷。”1
在克鲁格曼看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无论工资多么可怜,有工作总是一种幸运。“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出口部门的工资低。恰恰相反,由于国家贫困,因此即使在我们看来很差的工资也远远好于其他的选择。”1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贫困呢?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这是因为它们“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不足和整个社会的混乱”。1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依靠低工资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美国知名大学一名博学的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忘记了告诉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摆脱贫困和走向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是经济剩余的积累和正确投资。
由于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政策获得的经济剩余,西方的跨国公司事实上正在使第三世界的人民永远陷入贫困之中。对一个自称有良心的人来说,克鲁格曼非常虚伪,不会直言不讳地说:“穷国之所以贫困,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之所以日益扩大,主要原因是穷国生产的财富正在流入富国。”3
巴西过去15年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2004年,巴西的国际收支在支付本息后产生了300亿美元的赤字。2005年1月到4月,巴西再次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因为所支付的利息和跨国公司的利润汇款是50亿美元,超过了巴西的商业贸易收入。4
由于劳动力资源被掠夺,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国家也对美国出现了支付赤字。据估计,“墨西哥工人对美国经济国际支付平衡——而墨西哥经济来说则是相应的损失——的贡献达到每年290亿美元。”5
整个西半球的数字也不令人感到鼓舞,因为除了美国、加拿大和古巴外,这个半球1999年的国际收支赤字将近9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和银行家的分红、跨国公司的利润汇款以及支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外国银行的利息。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存在国际收支赤字。3
事实上,这对拉美人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状况,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和剩余不仅被榨取到了极致,而且也累积了巨额的债务。“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单是以投资回报形式(利润返还、利息以及债务和股权投资)流出的资本就超过了5000亿美元。”6对我们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博学的教授来说,压倒性的证据足以表明第三世界国家贫困和其中一些国家极端贫困的原因了。不幸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克鲁格曼要么拒绝看到现实,要么不愿意解释第三世界人民为什么遭到无情的剥削和贫困。这对一个声称有好心的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近年来,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新自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声誉扫地。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努力寻找一个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故事的国家,并将其当作发展的典范。因此,韩国以及随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吹捧为资本发展的成功典范。这些国家全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巨额的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神话。因此,他们转向中国来寻找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故事。中国接受了市场、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因此,中国至少暂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头牌国家。
同样不幸的是,在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后,日本工人的工资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中国工人的工资仅仅是美国工人的3%。同时,中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了洗劫,并且真实的财富被直接转移到西方。“中国人不仅失去了总体的福利,而且更糟糕的是,子孙后代的资源也被剥夺了。”7
于是,由于克鲁格曼之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因此,令人更加困惑的是,尽管被剥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中国在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后为什么仍然不能摆脱贫困并走入繁荣呢?毫无疑问,中国的确实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盈余,因为2008年它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并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09年将达到2.4万亿美元。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上天赐予了中国聪明睿智的人民,而且许多华裔科学家为美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幸的是,由于美元霸权,中国积累的经济剩余变成了美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于中国人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中国数万亿的经济盈余不是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就是投资于对中国国内发展毫无裨益的欧元。因此,经济剩余被转移了,“而且当经济剩余被转移或浪费时,贫困的国家将会继续贫困。穷国之所以贫穷,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之所以日益扩大,主要的原因是穷国生产的剩余被转移到了富国。”3
显然,西方的跨国公司通过支付可怜的工资剥削了中国的工人,因而从中国榨取了巨额的利润。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通过美元霸权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经济剩余,迫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把美元或欧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
克鲁格曼之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没能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世界国家贫困的原因,而且还利用了对中国的恐惧。在《纽约时报》2005年6月题为“中国的挑战”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展示了对中国竞购美泰公司和优尼科公司的恐惧。
中国公司竞购一家 100多年历史的老家电公司,这对美国来说一笔不错的交易,即使克鲁格曼也认为如此,因为美泰公司的股东和工人将会从中获益。然而,克鲁格曼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稀缺资源的竞争者”。8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优尼科公司的投标“不仅仅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克鲁格曼说:“如果由我决定,我就会阻止中国竞购优尼科。”8
对一位公开倡导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显然,克鲁格曼并不相信公平的运动场,因为按照WTO的规则,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冲入中国,玩弄收购游戏,或者得到外国直接投资的国民待遇,从而控制了中国经济的主要战略部门。19世纪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件的幽灵似乎又在中国出现。
此外,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始终反对保护主义,因为这并不会符合美国跨国公司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既定利益。9难怪克鲁格曼竭力反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10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克鲁格曼主张广泛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他完全无视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历史表明,美国、英国、日本等当今的超级大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成功和富有,全都是因为利用了保护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许多国家还积极利用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来推动新的产业。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对战略性产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美国政府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研发资金。”11
为了摆脱贫困,国家必须保护自己的工业和限制外国投资。“19世纪,美国对银行业、航运业、采矿业和木材业的外国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日本和韩国也严格地限制了制造业的外国投资。”11在知识产权领域,“荷兰和瑞士一直到20世纪都拒绝保护专利。19世纪,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明确承认进口商品的专利权。美国直到1891年都拒绝保护外国人的版权。德国在19世纪大规模仿冒‘英国制造’产品。”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把那些“完全与它们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相反的”11政策和议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因此,尽管克鲁格曼及其新自由主义同行鼓吹这些谎言,但是国家如果放弃关税保护并拒绝补贴本国的工业,就会成为穷国。如果它们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它们的经济就会面临马上崩溃的危险,就像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那样。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国投资并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体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将会永远陷入贫困的状态之中,承受技术进步缓慢的痛苦。
注释:
“Paul Krugman”, Wikipedia. Krugman Paul, ‘Reckonings, Hearts and Heads,’ April 22, 2001, New York Times. Monthly Review, ‘A Prizefighter for Capitalism: Paul Krugman vs the Quebec Protesters,’ June 2001, Monthly Review. James Petra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2007; pp. 206-207. 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ryer, Empire and Imperialsim, Zed Book; 2005, p. 63. Ibid., p. 180. Association for Asia Research, ‘China as a Cow for the West,’ May 17, 2007; AFAR.Com. Paul Krugman, ‘The Chinese Challenge,’ June 27, 2005, New York Times. Donald Luskin, ‘Krugman Truth Squad,’ December 11, 2003; www.nationalreview.com. Mitsuchiro Kaneda, “Mitch”: “Warranted Skipticism: A Dynamic Model of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www.economics.emory.edu.
11. Chang Ha-Joon, ‘Protectionism…the truth is on a $10 bill,’ July 23, 2007, The Indepen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