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各界呼吁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近数月，只在深圳市有了含糊的回应。
深圳市地税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章家寿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要考虑到边远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近期调整起征点的可能性不大。章家寿还透露，个税改革还包括征收方式的改变，其中就包括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综合扣除”，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做相关调研讨论。
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其说是民情的反应，不如说是对国家财政能力、对税务机关行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一些好的政策无法落实，在于技术、利益双重限制。
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都赞成，个人所得税应该与家庭收支挂钩，以体现公平原则。如此好政策却迟迟无法推行，根本原因在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程度无法跟进。我国虽然已经实行金税工程，但信息化的程度与征信覆盖的程度，显然比不上大多数税务部门高楼的建设速度，有关部门尚未建立全国性的计算机税收信息网络，和每个纳税人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识别号，这不利于实行综合税制之后监控个人收入。用大白话说，有关部门现在还无法甄别家庭和个人收入状况，我国冒冒然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征税机制，如果有20%、30%的人弄虚作假，有可能使个人所得税机制土崩瓦解。
要实现公平，税务部门的行政效率与技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满足于工资单代扣的简陋征税模式。
有的政策既具备技术手段又具备可行性，却因为利益关系迟迟不能推出，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就是典型例子。
我国国土面积巨大，不同地区收入水准相差很大，如深圳、上海等地3000元属于中低收入阶层，而在中西部某些省份则属于高收入阶层，如果以3000元为个税起征点，很多中西部省市个人所得税可能绝收。个税属于比较重要、有增长潜力的地方税收收入，个税下降将造成西部省份财政困难。最短的木板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在一刀切的情况下，个税起征点只能就低不就高，这对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消费物价区的居民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广州等地个税起征点曾有浮动，却迟迟未能上升为中央层面的政策，全因利益所系。西部地区担心，如果个税起征点东高西低，将加剧西部地区人才、企业外流，无法达成市场均衡。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要知道，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准与东部地区不同，个税与当地消费水准适应。相同的个税起征点没有为西部地区带来更多的人才，而只能使我国的人才向低税收国家或者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流失。另一方面，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权限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局是否愿意将大权下放给地方税务局，也是放权让利的要害之举。
不调高个税起征点，民众失落，政府有与民争利之嫌，尤其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要考虑到边远地区的财政收入问题，会使市场认为，不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为了缓解政府财税收入下降的燃眉之急。
其实未必。因为经济周期不同，货币所代表的真实消费能力不同，通常而言，经济景气上升周期，货币购买力低，反之亦然。但是，由于我国个税起征点没有与通胀率挂钩，因此，政府无法自证清白。
将个税起征点与通胀率挂钩，那么，在CPI上升之际，纳税人将会预测个税起征点上调，而在CPI增速从6%下跌至1%，纳税人绝不会强迫政府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好的用意，辅之以完善的技术手段，将会促使社会走入政策与民间良性互动的区间。而有关方面以技术难题为托辞，对个税起征点与CPI挂钩不置一辞，将自己陷入被动境地。如果我国国债可以与通胀率挂钩，如果阿根廷曾经的政府债券可以与通胀率随时挂钩，我国为什么不能根据通胀率定期调整个税起征点呢？起码设定一个期限吧。
如此大费周章，浪费社会资源、税务部门与纳税人的表情，实在很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