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焦虑，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且有日渐加深的趋势。调查显示，相比五年前，47.8%的人“更焦虑了”。中国人的焦虑从何而来？如何消除日益加深的社会焦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正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全书以“正视社会不公”开篇，细说“蜗居”在中国、反思“穷人为什么受穷”和“富人如何为富”，为“消除贫富分化”开出药方，期待社会“走向社会公正”，在“反思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重申市场理念”、“展望未来的世界”。姑且不论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是否真的站得住脚，但其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用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理性分析的方法，“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极大化”的呼吁，都是值得肯定的。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败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茅于轼讲，权势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缺失，没有地方讲理，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人的焦虑之源。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应当自己先讲理，带头讲理，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些观点，近乎于常识，深入浅出，我深表赞同。 茅于轼的很多观点都存有争议。“社会上最好的企业是赚穷人的钱”、“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中国税的数额不高”、“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国家主权观念是推广人权的巨大障碍”……很多观点仍是茅于轼先生的一家之说。
焦虑是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恐惧和焦虑的根源。中国当下的社会焦虑，已不仅仅存在和盛行于社会弱势群体；既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当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种背景下，论《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本身就已经不是仅靠经济学就能厘清的了。 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正在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加上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缺失，出现社会焦虑现象也算正常。单从消除焦虑的角度考虑，增加老百姓的钱包，能够从容应对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建构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让未来可以预期；真正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力为本，效果可能更加立竿见影。 “一千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一千零一个经济学理论”，尽信经济学家，不如不信。但是能像茅于轼这样用“深刻的同情、丰富的学识、明澈的理性”来体察底层民众的“焦虑”，确实是稀少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