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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国学通幽
可以肯定,国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能够在宏观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应用,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化理念,也能够在微观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应用。这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层次与高度之后,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科学都变成了哲学,都体现逻辑关系。
谁能说,所谓产生于西方的“流水线”管理法,在中国古代的兵器、钱币、陶瓷、青铜器、纺织品、印刷品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无非是没有给它们取一个“流水线”的名称罢了。谁能说,一种商品从取料到成品,是由一个人生产出来的?这非天大笑话!动辄就说什么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动辄就说我们现在的管理是在照搬西方!
为什么就不能说西方是在照办东方?是在照搬中国?印刷术难道是西方发明的吗?而谁又能否认,在印刷技术中,其原理的本质非“流水线”原理?难道用毛笔一篇一片地去抄写是“流水线”?即便就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印刷的基本程序都一样!谁能说,今天的印刷过程不具有“流水线”性质?也就更不要说,“电子照排技术”,发明人还是中国的王选!
先不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华荣道》等军事、文学名著已被西方经济管理学界普遍采信,并做成管理软件、游戏软件的问题,就中医学上的“辨证施治”,也曾经对古今中外管理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而这些,又是很难被“物化”于设备上的。比如,“一副药只能治一种病”和“病百变,药亦百变;用药如用兵”等思想、原理,都在影响世界管理。
大家知道,“模拟市场,成本否决”就是由邯郸钢铁公司发明并能应运于企业实践中的管理,它与产生于美国的“零基核算法”相比,虽然都属于核算范畴,但它却解决了企业核算与市场、与生产管理脱钩的矛盾。通过这种核算法,邯郸钢铁公司,从曾经的一个亏损大户,一跃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税大户;在一些企业推广后,也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之后,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根据我国古代哲学、中医学、军事学、数学原理即“物极必反”、“以毒攻毒”、“将计就计”和“负负为正”思想与原理,又发明、研制、编制出了“亏损核算法”,实现了企业的核算由“盈基”到“零基”再到“亏基”的飞跃,不仅解决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市场检验”,企业可达到“扭亏增盈”的目的。
管理未来,中华绝学
在老子《道德经》中,还有“圣人病病,是以不病”之说。其意思是,如果能够发现自己“有病”,并能够正视它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已经“没病”了。这种思想、原理,也常常被中国企业家们所推崇和应用。比如,众所周知的那个“巨人公司”的史玉柱,在企业经济效益尚佳的时候,为了虚荣,在珠海建了个“巨人大厦”,使自己一下子陷入“财务危机”。
后来,史玉柱先生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资本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能否实现增殖的道理。他经过痛定思痛,重新来过,并大胆地做出了,在当时看来,并不怎么看好或者说并没有十分把握的保健品行业。经过这十来年紧衣缩食,史玉柱先生仍然带领着他过去的那个团队,最终实现了企业“扭亏增盈”。为此,他获得了“经济年度人物”。
当然,在国学中,还有伟大思想的存在,即“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的经济管理学理论。比如,《国语·越语上》:“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时。”就是说,在水路上通船时,应该取来车辆备用;在旱路通车时,应该取来船做准备。比喻有备无患,做事要有前瞻性。而对商业经营者,其上也有“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认为:“物贱极则贵,物贵极则贱”。这些对当今在股票市场上的股民来说,和对中药材经营商们那里,都能得到验证。
然而,上述还不算什么,还有更伟大的思想,那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段话了:“圣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这又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作为一位明智的管理者,应该把管理的注意力放在“未来”或者说“未病”而不是“现在”或者说“已病”。
这又是何等之“有先见之明”啊!正是根据上述原理,我国的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研制、发明了“逆变记帐法”、“企业亏损疫苗”、“金融危机疫苗”、“腐败疫苗”。以上,被我国的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统称为“逆变管理法”。这一切的一切是西方管理学家们怎么能办得到的?一旦推广,这岂不引起管理学的一场革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