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老师们一直都在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每个自然人都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企业作为一个团体，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责任，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这样我们构建和谐化社会才能够早日实现，企业也因社会而获得声望。现在，我试图从两个方面简单的例证一番：
一方面，企业同公共物品之间的互动，一部分剩余价值（即税收）给政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企业与客户均生活在国家这个公共环境里，因此企，客户必须缴纳费用，此种形式也可称之为变相的培育爱国主义。
2002年，大连万达集团的负责人王建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助了1000万人民币。其中800万捐赠给了大连大学。荣海所创办的海星集团在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一个奖学金基金，并且为“陕西省济困助学委员会”资助了50万人民币。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这样的：企业在社会中成长发展，并获得利润。提供捐助将会增加企业在社会中的亲和力，这与公司形象和声誉的提高息息相关。这样，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利润，然后这些公司也将更多的回报社会，达到良性循环。一方面，企业同社会群体（丧失劳动能力、残疾人等）之间的互动。在这里并不发生营销层面、技术层面上的交换，残疾人不能给予企业什么，但企业赞助能够减轻国家负担，同时获得社会声望，这种公益形式是培育企业高尚情操，从而获得社会尊重的形式之一。
2005年在印度，相机制造业的“世界领袖”佳能公司为新德里附近的古尔岗的一所中学贡献了多台电脑，2004年10月通用电气公司启动了2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救助资金，目的是帮助非洲改善卫生条件。从2000年以来，比尔·盖茨，为提高美国和国际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条件捐助了100亿美元。一个企业的成功，企业文化的优秀乃至卓越化，从人格上看，这正是在实施人文关怀，援助弱者的道德修炼中，逐步走向卓越的。跨国大公司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夯实了基础，但是成功的中国企业还在拖着尾巴，更多的中国公司应该开始更多的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项目，提高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凝聚力。倘若政府能够激励更多企业或者个人把财富投入社会中，那将会减轻政府的重担，而且还会复兴社会福利；倘若财富流动的程度能更大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比如残疾人，就会生活得更幸福。
北京市故宫西北角的一条胡同里，每天都会有一些智力或身体上有缺陷的工人来到一个名叫“惠玲工作室”的小作坊制作手工艺品，他们依靠向中外游人出售手工制品来维持生计。然而，残疾人并不满足。一方面，制作小手工艺品的收入只能让他们填饱肚子；另一方面，这些残疾人希望能有更多的工机会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并希望真正融入到现代社会中，但是让残障人群得到社会归属感是现代城市的一项艰巨任务，也非常艰难。
由于，残障人群基本上没有机会参加什么社会活动，缺乏社会网络的连接。长此以往，这个作坊很可能会被强大的竞争挤垮。在这时，一个名为“勇往直前”的澳大利亚旅游公司和瑞典宜家家具公司向残疾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旅游公司给“惠玲工作室”带来大量游客客源；瑞典宜家家具公司为“惠玲工作室”，提供了桌椅板凳。在这两家企业的帮助下，丰富了经营范围。外国游客们不仅能够在这里吃上中国饺子、看中国戏曲表演，还能够体验一下用毛笔写方块字的感觉。不仅满足了游客们的好奇心，还给“惠玲工作室”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两个公司成为“惠玲工作室”的赞助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的赞助者。政府更应该激励企业走进社会公益事业、走进当地有困难的人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