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商言商”,柳传志最近的这番话引起了不少讨论。此话是柳传志在一个企业家社区的内部论坛上讲的。原话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经过媒体的渲染,这番话如石投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有人闻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体现出了柳传志的政治智慧;批评者则认为,这种态度过于消极,甚至是不负责任。 我们不妨先从对柳传志的批评声音入手。批评者的立论基点大多从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出发,认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就是回避了社会责任。坦白说,我不理解这些人发言的逻辑。众所周知,“企业家精神”的这套说法,源自于政治学家韦伯和奥派经济学家熊彼特等人的著述。但熊彼特所指的企业家精神核心是技术创新,韦伯则论述企业家的新教精神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似乎两人都没有说企业家一定要谈公共话题,一定要“在商言政”。因此,我不理解柳传志这番话到底哪里不符合企业家精神了。那些无知的批评者想必是没有研读过资本主义经济史。在18世纪以前,西欧大部分企业的弊病恰恰是官商不分、政商一体。商人谈论太多政治的结果是官商勾结,商业黑幕重重。相反,“在商言商,在政言政”,这恰恰是政商分离、各安其所的体现,不仅没有违背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成为现实的前提。 或有人反驳说:以上文字对政治二字的解读过于窄化,如果我们把柳传志话里的“政”理解为社会公共事务,那么,这番话不就暴露了他社会责任的缺失吗?我想,对政治作出宽泛一些的解读无可厚非。国父孙文就说过,“政治是众人的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否认企业家有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在商”也应该时常“言政”。何况柳传志是知名中国企业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影响力巨大。在2012年的一份企业社会价值调查榜单上,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排名高居全国第二,排在王健林之后、张近东之前。地位有多高,责任就有多重,自然之理也。 然而,且不说柳传志,细看那榜单上留名的知名企业家,有几个是成天“谈公共话题”的?或者扩大到整个中国,到底有没有很喜欢“谈政治”的企业家呢?即便不能说没有,我想至少也是凤毛麟角。同时,但凡做得比较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多少都会主动承担一些社会公益事务,包括柳传志在内。只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稍微低调,更绝口不提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的关联。他们并不是没有政治参与的意愿,但行事过于高调,难免担心为自己带来麻烦。 柳传志这个群体,不是政协委员就是人大代表,有着显著的政治身份。柳传志所说的不谈政治没有否认企业家应该为社会做一些事,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的确在时刻为这个社会尽一些微薄的力量。放眼看去,商业史上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很多,从百年前著名的企业家托马斯?霍洛威、安德烈?卡耐基再到今天的比尔?盖茨,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未必都热衷于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