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年改革从未成功 1：5惨败给泰国，让国家体育总局和足协点燃了整顿国足的“三把火”：解约教练，取消消极怠战的国足参赛。最为震撼的是，多家媒体称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但此消息出来的第二天，足协就出来澄清“从未发布过从体育总局剥离的消息”。 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每一次对外的惨败，都会引起一轮要求足协改革的呼声，中国足球也断断续续进行了不少改革，其中，“管办分离”的要求，在这19年中从未中断过，但也从未成功过。 至今最大改革就是职业化 从1955年成立，中国足协和中国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就是一套班子，这种安排是基于为了应付国际足联的规定—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 然而在1980年之前，中国足协基本上是在跟国际足联较劲，主要目的是要取消中国台湾地区在国际足联的资格。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黄金时期，虽然还是输球，但至少“输球不输志”。年纪大一点的球迷，不会忘记与科威特、沙特世界杯外围赛的“不死之战”—李富胜扑出点球的瞬间，以及苏永舜、容志行这批足坛泰斗当时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职业化也开始悄悄萌芽。 第一家有赞助的职业俱乐部诞生于1984年，当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宣布荣幸地成为广州足球队赞助商。随即中国的其他地方也依葫芦画瓢，数百家半职业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辽宁是一个有着深厚足球底蕴的大省，在那里，足球也首次“下海”进入私营企业。1988年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港口内，辽宁省足球队令人惊讶地宣布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 前国脚申思曾回忆，职业化之前的部分球队同样拥有赞助商，如广州的太阳神，辽宁的东北制药。“当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邀请赛，每场比赛从几百块到几千块的奖金。” 但另一方面，中国足球因战绩不佳，国家体育总局不再想朝这个项目拨款，尽管，当时足协的全年拨款也不过50万元，球迷也在不断减少。 “当时的中国足球，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球员收入低，退役之后生活没有保证，而且，足球成绩一塌糊涂，国家体育总局已经不想对这个项目拨款。”前足协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市场化的先行者。对中国足球市场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就是由他起草的。该方案的关键论题是“足球要不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符号。当年6月，王俊生为这个提案作了报告。报告结束，各种质疑接踵而来，大部分地方协会的领导人，都持否定态度。王俊生说，此次，几乎都没有看好足球职业化。但最终，会议还是通过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会上宣布，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模模糊糊流露出，要将中国足球实现管办分离。 风景如画的大连棒槌岛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3年中国足协在这里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想把中国联赛建成与欧洲主要联赛同等规模以及同等影响。这次中国足协决定要与国际接轨，实行门票等收入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 1993年底，上海申花俱乐部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实体，它脱离国家体委，由企业自主管理。俱乐部的所有制模式借鉴德国经验。 1994年，甲A联赛正式在成都打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式开始。职业联赛最大的功绩是将球迷拉回了球场，一时间在全国12座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众娱乐集会。在甲A的感召下，一些甲B球市也异常火爆，甚至乙级联赛也有球迷跟队助威，职业联赛可谓全线开花。 末代甲A的末世之相 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之父的王俊生，一直到2000年才从足协卸任。喜欢豪言壮语的阎世铎接任了他的位置。
在2000-2005年的任期内，阎世铎主政下的中国足协，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次是取消甲A创建中超，一次是豪赌日韩世界杯取消升降级。 阎世铎上任时，正是甲A后期，这时，中国球市开始退潮，像成都、重庆这些曾经创造了金牌球市的城市，一场中超联赛的观众竟然只剩下区区千余人，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场球甚至只有空落落的800人。在甲A式微之际，中国足协想通过中超这个救市措施，来找回中国足球曾经的热度。 同时，中国又面临冲击日韩世界杯的压力，为了能进入32强，足协干脆在那一年取消了升降级，让联赛为国字号球队让步。 足协的这两次改革，被时间证明无疑是失败的。前者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大规模假球的开始，在2010年的中国足球反腐行动中，不少人都是因为末代甲A的那场球被调查甚至入狱；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违背了足球和市场规律的改革，直接降低了联赛的竞争力。 中国著名教练徐根宝，在今年时曾经如此评价当年的甲A转中超的那段时间：“职业足球从1993年走到2010年，我想开始是摸索阶段，最乱的就是从甲A成为中超的那段时候。”显然，徐根宝为中国足球假球的大规模爆发定下了始发时间。他表示，“那个时候说假球都是猜测，没有真凭实据。好在现在一切都明朗化了，这些猜测也就成了事实……当时从足协领导，到裁判、球员、教练和俱乐部，做了（违法的）事情都没人去查，所以有人胆子越来越大。” 很多事实也证明甲A转中超并不是个好主意。中超元年，假球、吸毒新闻层出不穷，而在当年的10月2日，国安球员在俱乐部的指示下，制造了中国足坛第一起罢赛事件。随后，大连实德总经理徐明站出来声援国安，并与7家俱乐部一起，对足协“逼宫”，要求取得联赛的管理、监督、分配和经营权。而在这一次的“逼宫”行动中，要求足协管办分离的呼声再起，但随着逼宫行动的失败，“管办分离”也没有下文。 离“管办分离”最近的一次 2010年的中国足球大规模反腐，长达两年的反腐风暴，被认为是真正最能促动足协改制的事件，几任足协高官被抓后，“管办分离”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此时，新任掌门韦迪来自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作为坚定改革派，在上任初期，他就提出了要对足协进行改革。2012年2月，韦迪先是提出“小中心，大足协”的概念，并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推出，经过大半年讨论后，伦敦奥运会后，这份全新的协会机构调整与改革方案被拿了出来。从其中涵盖的“18专项委员会外加16部室的机构设置”内容来看，中国足协正朝着“协会实体化”积极推进。 韦迪在2012年底对这一初步“管办分离”表达了看法，“虽然中国足协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和执行局，但它们发挥的作用并不强，下一步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两者的作用，让其更好地为职业联赛服务”。他也预计到了会遇到很多阻扰：“我们始终坚定推动协会改革，必然要面对中心和协会的关系。但要解决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问题，比职业联赛改革更难，牵扯的领域和人更多。” 对于中心的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心有这样的描述：项目管理中心是总局的事业单位，代表总局实施对项目发展的管理，是总局管理的延伸，中心应该对总局负责。中心的任务应是代表总局对项目实施政策管理与政策保障服务，中心不该再承担具体的办事事务。中心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监管全国足球事业发展。关于协会的改革，则要切实恢复正常的协会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各专项委员会作用，让职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也就是说，管理体制模式已经设计完成，这将拉开中国足协彻底实现协会化的序幕，被诟病数十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将从形式上作古。而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也显示出了对这套模式的重视，蔡振华还亲自听取了汇报。 但不过，韦迪还是乐观地预计了改革的困难度，直到他离开足协，这套方案也没有正式公布。 媒体报道，那段时间，对中国足球改革雄心勃勃的韦迪一度相当困惑，他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过：“怎么报上去的方案都不批呢？” 众人面面相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