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机是一个贬义词，通常是不劳而获的代名词。但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经济风浪面前，实际上，抓住机遇是每一个成功企业家心照不宣的奥秘，失去机遇也是每一个失败企业家的祸根。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也是中央政府文件中历久弥新的用语。这“抓住机遇”，不就是投机吗？投什么机？投未来二十年和平与发展之机。如果判断一场世界大战正在到来，经济政策该如何调整？在经济结构上，恐怕首先发展的就是军事工业，高技术工业，而不是服装、玩具工业。在经济布局上，就要以内地发展为主，将大项目、大企业移到武汉以西地区。在经济体制上，恐怕就要更偏重计划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不会一味提倡加入全球分工，而会强调自主创新、自成体系。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将更注重增强中央力量。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生的路很漫长，关键之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关键的几步对人生影响重大。走对了，一生顺利。走错了，磕磕绊绊。选专业，挑大学，找工作，搞对象，这些是形式上的关键几步。遇到一本好书，碰到一个名师，找到一个好大夫，买到一只好股票，这些是实质上的关键几步。 可见，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都必须懂得识别、处理机遇，即都必须懂得投机。所区别的只是投大机还是投小机，投长机还是投短机。人们一般把投机理解为投小机、投短机，把投机和实干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无助于我们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长江商学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其后台老板李嘉诚先生就特别懂得投机。长江商学院也有李嘉诚的特色，强调企业经营的“道、术、势”。道，无中生有为之道，一阴一阳为之道，物极必反为之道。术，手段、方法、技术为之术，设备、流程、制度为之术；势，社会合力所形成的大潮流为之势。这三个字的核心是强调因势而变，顺势而为，即强调投机。 请看：李嘉诚的投机水平 李嘉诚出生于1928年，1940年为躲避日军的侵略随父亲逃到香港，寄居在舅父家中。1943年父亲去世，李嘉诚开始了起早摸黑、打水扫地的学徒生活。学徒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虽然可以锻炼意志，但眼界不开阔，也不太需要动脑筋。他就出来当“行街仔”，给一家白铁水桶的小企业当推销员。别看“行街仔”地位低，但是做好了特别不容易，既需要能吃苦，又要会动脑筋。别人都是将白铁水桶卖给杂货店，他却将白铁水桶卖到大树底下打牌的大婶大妈——因为这些人是最终消费者，业绩良好。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突然有一天他遇到推销塑料水桶的，他感到天变了，白铁水桶的日子到头了。与其继续卖白铁水桶，不如卖塑料水桶。就这样，凭着对市场机遇的敏感，他跳槽到塑料公司作推销员，并且很快被提升为经理。 大约当了两年经理后，李嘉诚逐渐认清了塑料行业。这是个新兴行业，技术低，投资少，见效快。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开塑料工厂。但是，塑料水桶所需要的注塑机比较大，投资昂贵。塑料水桶是日用品，市场容量大，但花样少，容易出现价格战。塑料花所需要的注塑机比较小，一次性投资少，只是今后需要的模具较多。塑料花面向高端市场，虽然市场容量不如水桶大，但容易花样翻新，想象空间大。这样，1950年，22岁的李嘉诚就把辛辛苦苦攒下的5万港币都投进去，开了一家塑料花厂。 有人可能想，李嘉诚真会抓住机遇。其实，1950年的香港，百废俱兴，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钟表、百货、地产、贸易、金融、教育，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重大的机遇。但是，李嘉诚看不到这些重大的机遇，甚至没有想象这些机遇的能力，他只看得到眼前的微小机遇。李嘉诚看得到，黄嘉诚、孙嘉诚、张嘉诚都看得到。塑料花行业本小利微，买台小注塑机就可以开干，象李嘉诚这样的塑料花工厂遍地都是，竞争极其激烈。李嘉诚就在这个本小利微的行业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赚的是辛苦钱。他的舅舅，香港钟表行里的名人庄静庵一直就看不上李嘉诚这个小业主。直到1963年，李嘉诚成了香港塑料花大王，好歹也算是个大王，这位舅舅才同意把女儿庄月明嫁给他。 如果李嘉诚继续在塑料花行业精耕细作，到今天李嘉诚的身价可能也就区区数亿港元。这大概就是庄静庵先生认定的李嘉诚的前途。可以说，到1963年为止，李嘉诚的表现就像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资产千万级的中小企业家一样，虽然辛苦，虽然出色，可是前途茫茫，很容易消失在人海中。但是，李嘉诚头脑活络，有幸踏入了地产业，此后，就抓住了多次重大的历史机遇，终于成为香港的首富。 第一次重大机遇是1965年到1967年期间。1965年，正值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战火有可能蔓延到大陆，殃及香港。香港商界十分紧张，市民挤兑银行，商人抛售物业。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火烧英国代办处，引起英资恐慌，商界进一步骚动，楼市、地价狂跌。当时的李嘉诚还是一个小业主，初尝地产业的甜果，却不懂得国际政治、中国政治，别人抛售，他就尽力吃进。结果，越南战火没有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到1968年也已经恢复正常生产，香港稳定下来，楼市恢复，李嘉诚赚了一大笔。
第二次重大机遇是1973年底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数月间油价暴涨4倍多，全球经济萧条，香港经济也陷入困境，楼市再次低迷。李嘉诚相信，萧条是暂时的，经济终归会复苏，又大量吃进，数年后果然赢利丰厚。正是在这次萧条中，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的和记黄埔差点破产倒闭，被汇丰银行收购。到1979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购得和黄22.4%的股份，不久即增资至40%，成为和黄董事局主席。这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飞跃！ 第三次重大机遇是中英香港地位谈判。英资纷纷撤出香港，而李嘉诚这次是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有信心地投机香港前途，再次人弃我取，吃进地产。1984年谈判结束，大陆资本蜂拥而入，香港地产很快又到了红火期，李嘉诚再一次售出楼盘。 第四次重大机遇是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风波之余，西方全面制裁中国，香港经济萧条，英资进一步撤离香港。李嘉诚坚决相信中国政府，力挺香港，再一次托市而获得巨额利润。 就这样，李嘉诚有效地利用了四次重大机遇，其间还有无数中小机遇，成为经营地产、贸易、百货、电讯、港口、运输多个产业的大企业家，个人资产高达千亿港元。相反，1950年控制香港经济、财大气粗的英国资本，却因为屡屡错失重大机遇，而日渐沦落，退出香港。 世事沧桑，固人力所为，亦运势使然。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进出口大通道，才有这5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李嘉诚借大陆崛起的势头，又在香港经济中长袖善舞，成为世界华人首富。当然，同样的运势，同样的时局，同样的机遇，李嘉诚把握了，黄嘉诚没把握；李嘉诚成功了，沈嘉诚没成功。这就需要实干，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意志和道义。 这大概就是长江商学院的“道、术、势”的真谛。 李嘉诚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一个人，一个企业，成功以后常常强调自己的实干，自己的辛苦，自己的诚信。但是，同样的实干，同样的辛苦，同样的诚信，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窝头咸菜，有的人却富甲一方呢？如果让李嘉诚提前出生50年，回到清末，遭遇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恐怕李嘉诚纵有天大的能耐，也会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感叹。 （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整体管理》，略有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