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了现在，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向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怎么办？按第一种主张，当然是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第二种主张，则是强化制度约束，迫使公司披露更多的真实信息。按照第三种主张，则要追问企业高管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心，而不仅仅是追究贪污腐败行为。在社会舆论上，则要重新审视人人自利的价值观，展开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第二、第三两种主张也是可以结合的。 第一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也有物极必反的相通之处，即追求完美。第一种主张是在性恶论基础上追求完美，其前提是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型的世界。第三种主张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追求完美，其前提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的、投机型的世界。 但是，第二种主张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没有最优，只有次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实是一个“次优”现实：有“魔”“道”斗法，有民主政治之“道”约束，总比没有约束的“群魔乱舞”的世界要好吧！ 这三种主张今后还会继续“三国演义”，在中国今后的社会进程中成为主要的解释力量。 十二、企业文化和自由主义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率先在企业内部挑战了美国价值观。 20世纪30年代的IBM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公司。在哀鸿遍野、求职无门的大萧条时代，IMB的员工不但高工资，而且公司承诺不轻易解雇。其代价是，员工必须唱公司歌曲，穿公司制服，背诵总经理老托马斯·沃森的人生信条，例如：“永远向前”；“高目标，想得远”；“不力求进取，就会停滞不前”等。公司还到处悬挂领导人的照片，散发领导人的演讲和文章，召开规模盛大的推销员表彰大会。1940年的《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介绍沃森：他像一个冥思苦想的神学学生。他将那些曾经指导过他的生活和行为的经验拼凑成一些格言。如果让他讲述IBM的未来命运，你就会愿意终身在他的公司中工作；让他传播有关想象力价值的说教，一个复杂和恐怖的世界就会变得简单和明朗；让他阐述信仰的重要性是高于一切的，你就不得不跪下信奉。 IBM的高级管理人员明显受沃森的影响。其中有一位说：“沃森先生在整个地球上传播他的有益影响。他的影响所及，人民得到了智力和道德、物质和精神上的收获。”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并不认为饭前祷告有多大用处，但我们应时常地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为公司每个成员所做的事。” 沃森传的是IBM的企业宗教，但却用了许多基督教的信条。当时的普通美国人还未受到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还可以接受企业对自身价值观的改变。但是，崇尚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主流舆论却对IBM大加挞伐。他们认为，IBM的员工穿清一色的白衬衣、黑西服，唱公司歌，受公司训，辛苦工作，对公司忠诚不二，是被公司洗了脑的狂热分子，是公司“法西斯主义者”。 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可能会很奇怪，沃森通过培养企业价值观，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利润，保障了员工的就业，企业可以发展得更快，这不是很好吗？本来应该值得学习推广的作法，为什么会在美国遭到主流舆论的抨击呢？ 原来，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每个人是带着各自的价值观进入企业。员工在企业中按契约出卖劳动，但不出售或被强制转变价值观，他们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公司的信条，唱公司歌曲，遵守公司的行为规范，忠诚于公司，追求的是公司利益最大化，他就成了公司的奴隶，就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 把这种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奥地利学者哈耶克。从逻辑上说，如果容许倡导企业文化，要求员工对企业忠诚，那么社会主义就有了合理性。因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关于人和社会关系的解释体系，有了这种解释体系，有了这种企业文化，就可以搞好国营企业。正是从这种高度上，美国的主流舆论为了维护自由市场的合理性，就必须告诉沃森，提倡某种类型集体主义的方式追求本企业利益最大化，将违背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触犯企业家阶级的整体利益[9]。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IBM快速成长的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美国社会占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日益失去人心。对面谴责，沃森轻松地耸耸肩，一笑置之，我行我素。 沃森在30年代曾经参观过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公司早就唱厂歌、背厂训、穿厂服、挂总裁照片，制造个人崇拜，推行企业文化，同时给员工提供终身雇佣承诺和较高工资。沃森把日本企业的风格移植到美国，同样取得了成功。这说明，美国人的强烈个人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刻意制造出来的。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如果能够得到集体安全的保障，他们同样能够产生出某种程度的集体主义来。这是美国社会转向福利社会的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 哈耶克不愧是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但谴责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同样地也谴责福利社会是通向奴役之路；不但谴责社会主义放松了对个人责任的要求，同样也谴责福利社会放松了对个人责任的要求，不是鼓励个人奋斗，而是鼓励了懒惰和依赖。 如果放在一个相互联系非常松散的无组织社会中，例如北美殖民地早期的个人农场社会，哈耶克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个人农场的产量高低完全取决于农场主的勤奋和进取。然而，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企业中，个人奋斗意味着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企业利益；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体中，单个企业通过价格战获取利益，意味着整个社会将陷入需求萎缩、失业增加、通货紧缩的经济危机。所以，哈耶克理论成立的社会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既然如此，哈耶克为什么还会谴责福利社会呢？因为福利社会使大金融家、大实业家形象受到损害，使他们至高无上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落到了由多数人选举决定的国家政权手中，一钱一票的经济社会受到了一人一票的政治社会的严重制约。在工薪阶层看来，福利社会是一种好的、现代的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的社会则是一种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然而，在大资本家看来，福利社会使他们对工人的支配权受到严重削弱，动摇了私有制的关键逻辑——这正是哈耶克以自由主义之名要保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都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失业救济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免费义务教育体系都建立健全起来，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工作时间不断缩短。钱从哪里来？从富人那里收税。最高累进所得税率在美国曾达到91%，在英国曾达到98%，虽然富人有各种手法可以避税、逃税，但是征税的合法性、正义性已经牢固地成为社会主流声音。这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已经就财富分配达成基本共识，市场机制让穷人的工作成为富人的财富，那么让政治机制将富人的财富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同时承认富人在组织生产、流通和技术创新上的贡献，承认适当的贫富差距。通过这种调节机制，全社会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共同体感。共同体感建立起来后，的确滋生了懒惰和依赖倾向，但是，也削弱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增强了合作和团结，提高了共同体的整体效率。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美欧日各国经济增长迅速，失业率低下，社会繁荣，国民爱国情绪上涨。 深受共同体感之益的，是美欧日各国的大企业。现在，大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员工宣传，企业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不是企业主或股东的私有财产，损害企业利益就是损害社会利益，就是损害你自身。作为个人，人生的旅途到处有人接送，到处都有安全网，生活的动荡感大大降低了。 十三、重建企业神性 出路只有一条，即重建企业内部的神性。这就是所谓“学习型组织”的实质。“学习型组织”也叫“体悟生命真义的组织”。彼得·圣吉的灵感来自宗教团体： 许多人被问起，作为伟大团体一分子的经验是什么时，最引人深思的回答是：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比自我强大的事物的感觉，也就是大伙儿心手相连，共创未来的那种经验。对他们来说，作为真正伟大团体一分子的体验，是他们一生中最突出、生命力完全发挥的一段岁月。有些人竟其余生，希望寻求重温此种经历。 在过去数百年来的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字很少被使用，但却可表达学习型组织的精神，这个字是metanoia，意思是心灵的转变。这十多年来在辅导企业时，我们私底下原先是用metanoiaorganization来形容学习型组织的。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是心灵意念的根本改变，一种“超觉”的经验。在早期基督徒的传统中，这个字特指醒悟而直接觉知至高无上的、属于上帝的事物。在天主教的经论中，这个字被翻译成“体悟生命的真义”。（第一章） 也就是说，要建设有伟大意义、崇高目标、员工全身心投入、能不断学习提高的组织。 性恶论思维的理论家马上会说，又开始“忽悠”了。我们是办企业的，赚利润的，这个目标既不崇高，也不伟大，调动不了员工的全部身心力量，但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利润。 彼得·圣吉承认，“学习型企业”在美国，仍至在世界都还是极少数。但是，现在是少数，不等于未来是少数。正如人类梦想飞行，一直到1903年莱特兄弟才发明了简陋的飞行器。一直到麦道公司生产出DC—3飞机，商业飞行才变得可能。为什么“学习型组织”不能成为未来的主流？人类难道不是在丰富的想象牵动下前进的吗？ 客观上说，倒退一百多年，人类不得不为生存而努力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再为生存，而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光荣与梦想。为什么就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呢？想一想我们的员工，“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活力、全心全力渴望出人头地。但他们到了三十多岁时，通常只有少数平步青云，其余大多数人都失掉了开始时所有的企图心、使命感与兴奋感，对于工作，他们只投入些许精力，心灵几乎完全不在工作上。”（欧白恩）这难道不可悲吗？ 怎样建设这种“学习型组织”呢？彼得·圣吉提出要进行五项修炼。 第一项修炼：超越自我。这意味着个人要选择过有意义的人生，而不是游戏人生。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这需要体察内心的真正需要，而不是随波逐流。这样，才能不断抛弃假我，追求真我，不断创造和学习。 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即要改变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一部分的成见，改变偏见，以更开阔的心胸和视野去看待问题，看得更长远，更全面。 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要克服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权力斗争，只有通过讨论互动建立共同的愿景，使企业成为共同的事业。 第四项修炼：团体学习。团体学习需要“深度汇谈”，成员畅开心扉，自由交流，消除根深蒂固的“自我防卫”。
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虽然只是群体的一小部分，但要努力站到全局思考问题，搞清楚系统各部分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认识到工作的意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实，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这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西方变形。超越自我，即儒家讲的诚意、正心。改善心智模式，即儒家文化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建立共同愿景，即治国、天平下。团体学习，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系统思考，即“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只是，和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相比，彼得·圣吉还差多了，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也马上就会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就曾经是这样一个拥有崇高目标、伟大意义、调动了千百万人全身心投入、在成长中学习的组织。超越自我，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改变心智模式，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团结就是力量；建立共同愿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团体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系统思考，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讲清楚形势和任务，战略和战术，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使每一个局部都心有全局。 因此，学习型组织的确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只是，一般的企业家缺乏认识和驾驭能力。不过，如果能从中学习、借鉴到一鳞半爪，也就够用了。张瑞敏、任正非，都从中共历史中学习到了一鳞半爪，成就了一番不大不小的事业。今后，随着企业规模日益增大，垄断性的竞争日益激烈，随着员工眼界的不断开扩，对企业领导的神性要求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能够体悟生命真义的组织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十四、拍脑袋和善意专制 也就是说，西方企业的战略决策同样是靠拍脑袋，拍优秀企业家的脑袋，属善意专制型的决策。当然，越优秀的脑袋越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情报收集，离不开集思广益，离不开头脑风暴。但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个李嘉诚或沃顿式的头脑来综合，才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问题的原因，形成大体正确的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坚强决心。换一个脑袋，如黄嘉诚、张嘉诚的脑袋，情况越多，问题越复杂，反而越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无所适从。 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有代价，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使无数的参与者做了无用功。社会生活正是由这无数个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个人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那个人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股票庄家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父母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医生的决策下。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怀疑论眼光，所有这些决策都可能是错误的。最好，我们能够将生活的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自己当医生，自己当庄家，自己当企业家，自己当政治家，自己当自己的父母。但是，切记，在掌握这一切决策权时，不能影响他人，否则，他人又将生活在你的决策下，你又成了他人的专制者。 由此可见，决策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改变社会，改变历史。无论是否正确，决策都将在客观上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期望各层次的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善意，最大限度地智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善意专制。当这样的人能广泛出现在企业的各层次，国家的各层次，学术研究的各领域各层次时，社会才能真正生机勃勃，团结和谐。 谈到善意专制时，人们可能会怀疑，民主怎样发挥作用？其实，只有善意专制，才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作用。善意，而不是恶意，追求的是企业或组织的整体、长远利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思广益；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众人的智慧和专长。否则，就是善意不充分。所以，善意专制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的多谋功能，又能去民主的寡断之弊。如果缺乏善意专制的整合，民主不是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就是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十五、信任与默契：君仁臣敬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学会与部下、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形成默契。怎样建立信任、怎样形成默契，这些问题我们留到第三部分《领导艺术与修养》中去讲。这里着重要阐述的是信任和默契的重要性。 当你和部下之间有信任，有默契时，交易成本将极大地降低，讨论问题的效率可以极大地提高，甚至可以达到会心一笑、分头工作的境界。当领导人总是积极考虑部下利益时，部下应该主动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让领导操心。或者，当部下积极主动、不计报酬地工作时，领导人应该看在眼里，主动关心部下的利益和生活。在庆祝成功时，领导应该归功于干部群众，干部群众应该认识到领导的作用。在检讨失败时，领导应该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干部群众应该各自检讨各自的问题，承担相应责任。这样，上下级之间就逐渐形成默契。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讲，这种关系叫“君仁臣敬”，上级仁厚爱人，下级爱岗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