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克思在主观上是站在普通体力劳动者一边的，但他认为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有资格领取多倍的工资。其实，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也已经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了，相应地，这个时代的脑力劳动也主要是掌握机会、运用机巧的过程。既然如此，站在体力劳动者的立场上，怎么可能承认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呢？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这么看？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其实是实干的世界观，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以为个人的工作实效取决这个人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是取决于这项工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也许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观其实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他甚至反复强调世界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但是，一旦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的分析，他就走回到孤立的、静止的、简单世界中去了。 这就启发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投机的世界观其实就是运动的、联系的、整体论的、结构性的世界观，而实干的世界观则是静止的、孤立的、原子论的、实体性的世界观。在投机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将显得荒诞。在实干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才有可能。 实干的世界观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世界中，个人奋斗的最好方式是把握机会、掌握机巧。 投机的世界观强调相互依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简单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石器时代，即使有人强调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客观上也只有个人奋斗者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这是一个更加重大的悖论。 为什么我们客观上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但主观上我们却不愿意面对呢？ 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将使每个人感到无力和渺小，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易碎，感到财富的虚幻，权力的狂妄，从而使人困惑，使人迷茫，使人失去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产生一切皆是过眼烟云、人生四大皆空的看法。释迦牟尼，老子，耶酥，默罕穆德，等等这些思想家和宗教家，都有类似的看法。一般来说，越是阅历丰富，思考深刻，越容易持复杂世界观。 相反，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可以使人感到尊严和有力，可以使人享受生活的快乐，财富的荣耀，权力的强大，充满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让人将片刻想象成永恒，沉浸在光荣和梦想中。亨利·福特，山姆·沃顿，杰克·韦尔奇，托马斯·沃森，等等，都是这种简单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这就是所谓美国文化。一般来说，越是年轻气盛，才华横溢，越容易持简单世界观。 在政治上，如果社会的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绝大多数人身在社会中，不识社会真面目，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则民主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社会简单、静止、实干，谁都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个社会，就像了解自己家的菜地一样，则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民主的可能性很小，作为个人，我们会觉得自身的政治权力若有若无，可有可无。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会充满信心地去投票，去参与政治。换成政治自由主义的语言，复杂的社会意味着更复杂的政治，而复杂的政治意味着权力不容易受制约，意味着权力有可能用复杂而神秘的名义实施专制独裁。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人生信念：自由、平等、独立、民主，全部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世界观，使人对物质生活充满热情，对物质成就无限迷恋，对创造物质生活的科学技术百般推崇，使人充满了赚钱的动力、技术研发的动力、征服外国的动力。也是这种世界观，使西方社会的程序民主充满了吸引力。 这种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我们向西方学习，从根本上就是学习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连同自由主义信念背后的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 麻烦更大了。 在个人生活层面，如果说投机的世界观可以让人视野开阔，思考深刻，把握机会，和谐身心，那我们就持投机的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既有可能导致依赖心理，也有可能导致万念俱灰，失去物质动力。如果说实干的世界观可以让我们相信个人奋斗，充满进取精神，创造物质财富，那我们就持实干的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却可能导致视野狭隘，浅薄无知，失去机会，身心焦虑。 在社会政治层面，如果说投机的世界观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相互依赖，从而产生彼此帮助关怀的精神动力，使社会有可能产生和谐，那我们就选择投机的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却可能被少数人以真理的名义、以复杂性的名义垄断政权。如果说实干的世界观可以让我们相信民主政治，从而增强公民的主人意识，那我们就持实干的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也可能导致强烈的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使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导致环境和资源危机，导致一国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 那么，作为个人，我们该如何选择？作为社会，我们该如何选择？
这时就必须出现善意投机。 想到投机，绝大多数人以为就一定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投机，即恶意投机。其实，严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常常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人认识不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最多只会投眼前的小机，不会投长远的大机。问题在于，一旦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会投大机，又会出现投机动力不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将钱财拢到自己腰包呢？ 怎样解决这两者的矛盾呢？唯一的办法是为社会公众利益而投机，即善意投机。为什么要办企业？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为什么要挣钱？为了用人民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有些人可能会想，既然有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那么为什么还要办企业，而不是去办政党？在经历了当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后，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努力可以实现的。有的人有宏图大略，去创办政党，救万民于水火；有的人经不起办政党的风浪，但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行不行？行，去创办企业，解决一方生计，丰富商品，发展技术。两种人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排挤，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80年代以来，社会舆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此前，社会舆论要求人皆为圣贤，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此后，社会舆论又要求每一个人都做流氓，要狠斗公字一闪念。这是极大的误导。正因为狠斗公字一闪念，现在掌握财富的实业家群体就变得缺乏社会责任感，只知道斗富比富藏富。换句话说，这个群体已经“一不小心”成了统治阶级了，但是，在心理上却还是被统治阶级的心理，缺乏社会责任感。这正如孩子，身子已经发育成熟了，甚至都已经成家了，但还是只知道玩耍、打闹，甚至鸡鸣狗盗，小偷小摸。如此，社会怎能不滋生强烈的仇富心理呢？ 有人可能会说，要求这个群体负起社会责任来，这等于是要求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太阳从西边出来。资本家怎么可能为工人考虑，为社会负责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如果你的设想能够成立，还要阶级斗争吗？还要革命吗？ 这其实可以反过来提醒这个“一不小心”当上的统治阶级，如果你们不负起社会责任来，等待着你们个人的，是财产没收、身家性命难保；等待着社会的，是又一场动荡和革命。即使没走到这么远，那么，个人化的恐怖主义也会频频光顾。最低限度的，是轿车被砸，孩子被绑，是企业被内贼外盗勾结起来一点点掏空。 当然，中国传统论个人责任而不是阶级责任，对个人道德人品有很高的期待。社会改良无法一朝一夕完成，也非一人一团体可以实现，客观上需要有许多善意的实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发明家、科学家等出现。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与其是恶意的实业家去抓，不如善意的实业家去抓。善意的实业家抓到机会，就有可能利用资源推动社会进步。恶意的实业家抓到机会，将利用资源激化社会矛盾，甚至给社会带来潜滋暗长的灾难。我们今天也许无法期待“圣人出，黄河清”，但是可以期待无数个贤人从社会生活各领域成长起来，使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走向真正的文明大道。 九、阴阳和合与自由主义 阴阳和合，万物生长，道尽了世间万物生长、发展、成功的规律。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阴阳和合，阴阳双方既不平等，又不自由，既不民主，更不独立。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阴阳和合共同促进事物成长，产权不清晰，责任不分明，令人恼火，令人烦心。这只能说明，自由主义擅长破坏旧事物、旧秩序，不擅长建设一个新事物、新秩序。如果这个社会秩序是可恶的，那么，自由主义将起有益的破坏作用。如果这个社会秩序是和谐的，那么自由主义的破坏作用就是纯粹的破坏。事实上，如果离开了自由主义所批判的基督教体系，离开了其他各种保守的思想主张和传统，离开了在这些传统下积累的信任资源和道德资源，单靠自由市场、单靠自由契约，我们很难想象西方社会工业革命以来的成就。在更高的社会层面上，自由主义为阴，而保守主义为阳，两者结合，才能使社会既生机勃勃，又能维系团结。可是，二百多年来，自由主义日益强盛，而保守主义日益衰落，各种类型的组织日益瓦解，甚至连家庭都趋于瓦解，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直至达到必须用人体炸弹进行对话的地步。不亦可悲，可叹！ 当然，这样也好，给中国企业留出了生存空间。如果西方大企业懂得“阴阳和合万物生长的道理，既能实干，创造出类似麦当劳、肯德鸡、沃尔玛这种制度严密的连锁企业；又会投机，擅长从一个领域跨入到另一个领域，能将多元化经营的企业的每一个事业部都经营得像麦当劳一样，那么，西方企业的管理水平就能上一个巨大的台阶。他们既有巨大的垄断优势，又能将垄断毛利率化作高额净利率，那么全世界各国的企业真的只能跪倒在他们脚下了。 十、公众企业的究竟如何治理？ 可是，斯密所欣赏的无限责任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企业治理制度，竟然一去不复返了。如何治理一个产权模糊、两权分离的公众公司呢？人们就想起国家治理制度了。显然，国家也是产权模糊、两权分离的公众机构，对待这个机构，办法是将经营权再一分为三，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套用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立法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班子是行政机构，监事会是司法机构。 但是，这一套用产生两大根本问题。 第一，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权力观与企业的权力观不一致。 三权分立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相一致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本身是一种罪恶，一种必不可少的罪恶。因此，最好没有国家。实在得有，国家最好不要有主动性，不要多干事。如果非要干事，那么，其目标必须非常明确、可测度，既不要有什么成为强国的梦想，也不要有赶超的愿望，更不要指望教化社会，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一切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要受严格的预算限制。这法律框架和预算都需要立法机构批准。办事宁可慢，也不可错，不可违法。一旦发生战争一类的紧急事件，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特别授权，才能让行政机构放手办事。正是在这种削弱权力的权力观下，三权分立而又相互制约才会是一种可行的国家治理制度。 但是，企业却需要主动，要参与竞争，要在竞争中取胜，要做大做强，要建立企业文化。面对复杂的、变化的市场和竞争对手，企业会经常性地感受到危机，日常经营班子也就经常需要特别授权，办事宁可错，也不可慢。企业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形势完全明朗。如果在削弱权力的权力观支配下，企业可能一事无成。进一步说，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权力不但不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唯一动力，是企业存在的唯一支柱。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下，国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正是靠企业的主动性，使国家经济得以成长。如果企业权力也无所事事呢？ 第二，三权分立制度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往往是企业承担不起的。 无论是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都是极耗资源的活动。特别是对于拥有百万以上股民，股权高度分散的大企业来说，如果小股民可以按一钱一票的比例投票，董事和董事长都在小股民中拉选票，那么，所消耗的资源也将很惊人。鉴于企业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严格来说，小股民也应该直选首席执行官（CEO）。当然，同一个股东大会还应该选出监事会。 更进一步，如果董事会真像国会那样运作，那怕是一院制的国会，也需要消耗很多资源。董事会应该为个特定的项目或业务设定制度框架，应该为某个特不定期的项目或业务编制预算。但是，这样一来，董事会将深深地参与日常经营决策了，这需要董事会成员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监事会该干什么？它应该按照董事会设定的制度框架对企业的业务进行日常审计监察，并且接受举报，负责更细致的业务活动调查，对调查中发生的争议进行处理或仲裁。问题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程度越深，就越容易和行政权发生磨擦。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严密监督下，行政权的天然倾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事当头，不是当机立断，而是请示汇报备案，时刻准备打官司。这样，三权分立的治理机制将很好地运行，但企业可能日益衰落。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那美国企业毕竟还是普遍在采用这套治理机制，为什么这些企业没有出现你所分析的状况？ 事实上，美国企业虽然普遍采用了这套治理机制，但有其形而无其实，到处是漏洞。哈佛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专家迈克尔·詹森为我们描述了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形：[5] 董事会文化。董事会文化是董事会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会议室里，客套和谦恭被极力强调，而其代价就是真实和坦率的丧失。……下面这个例子表明了普遍的问题。蒙桑托公司（Monsanto——通常译作孟山都公司，是美国农业化学和生物巨头——本书作者注）CEO约翰·汉雷，接受了一个CEO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