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从许德音言论知西方管理之衰败》发表之后，有人指责我说“忒不给北大和北大教授留面子了”。笔者似乎也有“同感”。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反倒有觉得自己有“言之过轻”感觉。为什么这样说？笔者以为，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许德音先生，压根就不懂得“什么是管理”和“人们为什么要管理”。难道一个贯通中西的经济学教授不懂管理？这是因为，许教授的言论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不了解“中庸思想”体现的正是管理学核心价值。
一、何谓中国传统文化？为何体现管理学核心价值？
要谈中国文化就不能不谈中国历史上的“一本书，三个人”。这本书叫《易经》，这三个人分别是孔子、老子、朱熹，和由这一本书和这三个人等共同形成的“中庸之道”。或许有读者会说，上述是三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人物，而且相互间的观点基本上说是相左的，笔者又怎么会把他们当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难道孙子、鬼谷子等人不更有代表性？
这是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始于包括周文王、孔子等先哲们演义《易经》。大家知道，《易经》是一部没有文字说明而只有“图示”的东西，相传我们的祖先伏羲画八卦而文王演《周易》。在八挂中，“乾三连”代表为天；“坤六断”代表为地；“离中虚”代表为火；“坎中满”代表为水；“巽下虚”代表为风；“艮上满”代表为山；“震下满”代表为雷；“兑上虚”代表为泽。这是我国古人对《易经》的最早阐述，之后出现多个《易经》演义版本。
严格地说，孔子的“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在演义《易经》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中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偏不易，不上不下”，原指“太极图”的“中空”部位，阴阳两爻围绕着“中空”部位旋转，生出上述“万象”；而老子与之的解释略有不同，认为万象皆存在阴阳的对应关系，事物的发生、存在、转化，均需要通过阴阳差异的积累和负积累来实现。
老子对此有以下之描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指出：“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之后，在我国宋朝，有一个叫朱熹的人不能不提，所以要提之，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理在事先”的世界观。所谓“理在事先”，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解释为“一切事物所以存在与发展，就在于在它们的背后，先有一个‘理’的存在”。这个“理”，若站在科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如此，朱熹用比较现代的科学思想，对上述中国文化思想予以诠释。
笔者以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简单地用四个字来加以描述——象、数、理、占。所谓“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现象”；所谓“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同现象之间的、数学意义上的“逻辑关系”；所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客观事物、现象的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即“物质的运动规律”；所谓“占”，则是“通过已知求未知”。
如此，我亲爱的许德音先生，您怎么会有“……我个人认为，像中国的儒家思想，它本身还并没有达到管理的层面上，他的核心是处事哲学。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广泛原则，我还很少看到真正的管理思想”的结论？试问，您知道什么是经济学、管理学吗？经济学不是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管理学不是专门研究如何按经济运动规律办事的科学？
二、管理理论的核心价值为何就是“中庸之道”？
大家应该知道，任何一种管理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者说任何一种管理都是为了获得某种价值而产生、而存在、而实施。那么，对于被管理对象来说，在什么状态下产生的价值最大？毫无疑问，只有其产生、存在、运动符合事物的或者说符合经济事物的运动规律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管理只有符合、按照经济事物即管理对象之运动规律时产生的价值最大。
换言之也就是说，越是能够接近、反映经济规律的管理，其生成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样一来，价值就有了“价值中的最大价值”和“价值中的最小价值”的区别与联系。当然，如果管理违反了经济规律，那么自然也就会生成“反价值形态”而产生“负价值”了。当然，在“负价值”中也存在“最大”与“最小”的负值，因为违规也有个程度问题。
笔者不是要给许德音先生讲讲“中庸思想”的“管理学本质”吗？上述难道就是笔者要讲的“中庸思想的管理学本质”？是的，否则也就没有涂鸦的必要了。这是因为，所谓“中庸思想”讲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始终都处于“中庸状态”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本质即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运动规律。也就是说，“中庸”是一切规律的化身。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规律，都是处于“中庸状态”的，否则它就不是客观规律的体现（不偏不易为之中，不上不下谓之庸）。为什么说规律就是“中庸状态”的体现或者说“中庸状态”就是客观规律的体现？这是因为，包括经济规律在内的所有事物、物质的运动规律都是由物理学意义上的“质能守恒与转化定律”衍生出来的，体现为“中庸状态”也。
比如，凡是能够存在的事物、物质，所以能存在就是由于其“质能关系”是“守恒”的或者说其“质能关系”是基本上“守恒”的，体现为物质质量与物质能量关系的一种“中庸状态”，否则就会因不守恒而发生“转化”。“转化”当然也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守恒状态”或者说“中庸状态”。为此，我们祖先才提出了符合“中庸思想”的管理理念——中庸之道。
三、“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为何有本质不同？
在许德音《无须给管理戴上“中国式”高帽》一文中，无不透露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中庸思想的轻蔑。他说：“如果将文化抽象化，我们头脑里的中国文化可能会显得特殊。但是要是将它分解开来，具体化到一些文化因素上，中国在那条维度上的位置有的高、有的低，但都不是最高或者最低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平时大家讲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那只是基于一个一般的概念。但是具体落实到管理学里面，对管理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差别就只是一个量的区别了”。
这里，我想给我们的许德音教授讲一下“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差别”绝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为何要先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从上述言论可以肯定，许教授虽然是个中国人，可他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缺乏必要的认知，因为他并不懂得文化的不同是结构不同的道理。要不然，他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差别只是一个量的区别”。
首先，我想纠正许教授言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差别绝不是“一个量的区别”，而一定是“质的不同”——结构的不同。既然许教授已经谈到“量”的概念，那我们就需要阐述一下“量”与“质”的区别与联系。这是因为，从其言论上看，可以看出许教授并不知道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所谓“量”是指“结构相同”而“数量不同”的对比关系。
那么，什么又是“质”呢？“质”是指“结构不同”而不考虑“数量关系”。如此也就说明，“量变就是量变，质变就是质变”，压根就不存在“量变的中断”的问题。具体到文化这种现象上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一定是个“质”的不同，是通过量变的形式无法实现其“统一”的，因为结构不同也。
四、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知识还是文化都是有国界的
知识怎么会没有国界呢？所谓的“知识”，无疑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规律均是具体的和有所指的，即不同的事物、物质具有不同的存在状态与运动规律，即便是基本相同的事物和物质，由于所处时空环境的不同，其存在状态与运动规律也不尽相同，相互间势必存在着差异性。换言之也就是说，由于事物、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状态不同，规律的表现也不同。
比如同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和前苏联与古巴也不同。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正如韩和元先生所指出的“王明式”的错误。因此，这样一来，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对象存在与运动规律的不同，所以对其认识的产物即“革命知识”也就必然会不同。正由于如此，在前不久，胡锦涛主席向国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如此，你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知识性？可是，它们是有国界的，要不为何要进行“中国化”改造？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有国界的，其他自然类科学同样是有国界的，除非两国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完全相同，否则就需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比如，我们就不能盲目地引进美洲、澳洲的动植物，否则会破坏本国的生态平衡。
其实，知识这种东西不仅有国界，而且还有“球界”，您知道不？大家知道，从“经典力学”上得到的知识，就不能用来去验证、解释较大尺度的宇宙天体的关系，就无法解释“水星近日点的涌动”现象，而只能用相对论力学的原理来解释，也就不要说用它来解释“黑洞”现象了。您难道不知“经典力学”仅仅是“相对论力学”漫长对应线曲线上的一个点？“知识没有国界”这句话何等之落后，您还竟然用来解释现代管理学！真不知您取点啥经回来！
许教授应该知道，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会存在，就在于它具有特殊性，即特殊性是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有倒是越是民族的，流传得也就越广。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普遍性，如果没有“中国式”传统文化，或“中国式”管理，也就没有“世界式”管理，因为“中国式”管理是世界管理大厦的一层或组成部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