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日类似系统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平，但仍存不足 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即将在中国强制使用，中国卫生部7月10日的这则消息将器官移植的整个过程逐渐透明化。 肇始于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体器官移植，给诸多病患带来了无限的福音—战争中被烧伤皮肤的士兵可以再次走到阳光下，失明的孩子能够重新看到花朵的颜色，奄奄一息的心脏病患者获得新的生命。受益于器官移植，许多过去等同死刑的绝症都有了康复的希望。 但这项技术涉及复杂的伦理和匹配问题，长期以来，如何能够让患者合理和高效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器官，各国政府绞尽脑汁，又不断遭遇质疑和抨击。 由于器官源的有限性，排队的标准更成为争议的焦点，围绕市场准则，还是伦理主导，各国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实践。 美国的器官分享网络 1905年，捷克的Zirm医生应用一个男孩因眼外伤而摘除的眼球为一个烧伤的病人进行了全层角膜移植，术后获得了植片永久性透明。为一位病人移植了角膜，标志着现代医学史上首个成功的器官移植的案例诞生。 1954年，美国波士顿布里格姆医院的Murry医生做了世界第一例同卵双生兄弟间的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开辟了器官移植的新纪元，也为其他器官(如肝、胰和心脏等)的移植铺平了道路。美国作为世界上器官移植开展得最早和最多的国家，经历了一段无序化管理之后， 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NOTA)，并根据该法律成立了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 Network, OPTN)和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Scientific Registry of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SRTR)。在实际操作中，美国主要通过“器官分享网络 (United Network of Organ Sharing，UNOS)”来进行器官分配工作，进行受者登记以及供受体匹配和器官分配工作。 UNOS是一个私立的非盈利机构，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协议方，UNOS负责掌管OPTN，同时负责协调供者器官的配型、分配、政策制定、公众教育，以及器官移植供、受者数据的收集、核实及维护工作，并维护在移植领域获得的详尽数据。 曾在南加州大学医学系读书的黄菲曾经在美国患过肾病，她一度需要依靠透析生存，最终还是可能需要换一个肾。“如果在美国的话，我就要到这个网络去注册，这是全国性质的，不限于某个州，主要登记我的身体和病理状况。有了这些资料，就可以寻找匹配的肾源。”黄菲告诉时代周报，“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这套器官分配体系非常严格，希望进入等待移植器官名单的患者首先需要找到移植小组。移植小组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态度、心理状态、药物滥用的记录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移植的合适候选人。如果合适，移植小组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患者信息将被输入全国数据库，相关信息可随时查询。选择标准包括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身体兼容性、接受者健康状况和等候时间等。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维护捐赠器官分配能够公正合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 尽管理论上，器官分享网络“保证将器官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很多人要等七八年，这可能是个平均数字，不过依靠透析还是能活下来。”黄菲表示。她最终回到了中国完成了肾脏移植。 器官供给的扩大之路 即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移植器官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根据UNOS的名单，截至2010年5月下旬，这份名单上的人多达107729人，其中有四分之三需要的是肾脏，每个人至少需要等候8年以上才能得到。美国肾脏学会的诊疗杂志200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估计，在等候肾脏移植的60岁以上病人中，将有46%等不到做手术的那一天了。例如，在2007年，接受肾移植的美国人有16500人，而在等待中辞世者则将近5000人。 美国的器官捐献制度属于“明确选定”式，即必须由本人事先同意后，才可以被指定为捐献者。在全美各州都实行这样的做法，即要求捐献者在其有生之年签署愿意捐献器官的声明，形式可以有几种，如申请驾照时签署、在线签署或在享受医保的过程中随时签署等。 然而，面对日益扩大的器官供给和需求差异，有一条建议日益受到追捧，就是让政府制定一条“默许捐赠政策”，即“凡是没有书面说明不捐献器官者，都默认为愿意捐献器官”。目前至少有24个国家采纳器官默认捐献的制度，如奥地利。其中一些国家要求家庭成员予以认可，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即使当事人已经同意捐献，家庭成员也可以在采集器官这个环节予以否决。 2010年，纽约和伊利诺伊两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采用默认捐献的法规。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阿瑟·盖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说他非常赞赏这种默认做法：“对于出自个人意愿的利他主义者而言，这绝对是值得尊敬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能给大多数美国人一个表达他们（真正）想要什么的机会，也就是说，一种表达捐赠方式的机会。（默认捐赠）并非等于没得选择。” 那些让人有权选择放弃的国家，等候器官移植的名单已经减少，盖普兰博士在提到这一点时说：“我们知道这种做法证明行得通。” 然而反对的声浪也很大。本来，亲属对亲人在生时许下的遗愿及亲人死后如何处理其遗愿方面应该有优先决定权，然而政府却希望凌驾于亲属之上。对此做法，自由党派和保守党派都表示反对，教会同样持反对态度。 除了增加捐献的可能渠道外，器官买卖也时常成为是否应该合法的议题。美国器官移植法规定买卖器官属于违法行为。尽管如此，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器官的黑市交易却是广泛存在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每年实施的7万例肾脏移植手术中，有1/5来自黑市交易。 2009年，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新泽西州破获了一个器官贩卖团伙。调查人员发现当地存在一个延续多年的器官贩卖链条。在这一案件中，有一个美国人因密谋以16万美元的价格将一个以色列人的肾脏卖掉而遭起诉。在深入调查后，有44名涉嫌洗钱及器官交易活动的嫌疑人被抓捕，其中有州立法委员以及几个犹太牧师。 支持将器官交易在某种范围内合法化的声音并不小，美国经济学家朱丽娅·伊丽亚斯与经济学家、诺贝尔奖提名人盖瑞·贝克尔在2007年的《经济学透视》杂志上的论文中提出一项估算，认为对在世的器官捐赠者，只要补贴标准达到1.5万美元，就能够缓解美国肾脏短缺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史佩克多曾就其提出的一项议案发起宣传活动，旨在促进民众支持政府组织，允许政府在器官捐赠方面进行补偿，但只能提供非现金补偿方式，例如对已去世的捐献者实行殡葬补贴，而对于仍在世的捐献者实行健康保险或税收减免补贴等。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也对这个建议持肯定态度。 盖普兰博士认为，美国还不可能很快就形成合法市场，主要的压力来自教会的反对，而决策者也不愿意在文化阵线方面开辟新战场。 教会方面认为，售卖器官会损害人类的尊严，因为器官买卖会导致原本捐赠行为中真正属于慈善性质的行为荡然无存，而必然形成一个仅仅有利于买得起器官者的市场。一位大主教说，器官移植只能在“捐者自愿，因爱而献”的原则下才允许实施。他在2000年国际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说：“任何企图把人体器官商业化，或把人体器官看成能够买卖或交换的物品的做法，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把人体当作商品，就是损害人类的尊严。”天主教医院医德与宗教事务联席会议则指出，“愿意捐赠器官者，不可利字当头”。 史佩克多的议案虽然还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但是，既然人类精子、卵子、代孕妈妈等市场在当今社会都已经合法化，那么人体器官市场合法化的未来也许不再遥远了。 漫长的“脑死亡”之争 扩大移植器官资源的努力不只限于美国，在日本，这条道路同样艰辛。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日本，1956年进行了初次肾脏移植，1958年进行了首次肝脏移植。 1979年，日本关于角膜和肾脏移植的相关法律被制定。根据法律，只要亲属同意，就可以移植死者的角膜和肾脏。但是脑死亡移植是一个盲区，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心脏死亡的病人才能成为移植器官的来源，而脑死亡不可以。 围绕脑死亡问题，还发生了所谓“和田心脏移植事件”。1968年，札幌医科大学的和田寿郎教授，操作了全世界第30例心脏移植手术，患者手术后生存了83天。虽然之前和田医生受到了赞誉，但是在患者死亡后，各种质疑接踵而来，特别是捐助者在仅仅脑死亡的情况下就被执行摘除器官。后来和田寿郎被以杀人罪起诉，但日本最高检察院以证据不充分为理由未起诉。 一直到1997年，日本颁布了更严谨的专门法—器官移植法，确认了脑死亡也可以移植。 除此之外，关于捐献来源扩大一直存有争议。按照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除了死者亲属同意外，假如死者本人生前（含脑死者）表示愿意捐献器官，且其家属不拒绝或没有家属的情况下，医师方可从死者身上摘取脏器。 但是在2010年，经过日本参众两院的激烈辩论，通过了对该法的修订。对一些模糊行为进行了界定，假如死者的态度模棱两可（也就是死者生前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捐献，但也没有明确拒绝），那么只要家属同意，医院就可以摘取死者的器官。这至少扩大了几大来源，比如让儿童对儿童的移植成为可能（原来的法律因为15岁以下儿童是不完全行为人，所以不可能进行捐献）。
和美国类似，日本也有自己的器官移植网络（JOT），其属于公益性的“财团法人”，也是日本唯一有权力进行器官移植协调的机构。JOT负责器官中介协调、器官移植补助金的使用和管理等工作。 因为器官移植，日本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移植协调员（transplant coordinator），他们具有相应专业知识，能够帮助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完成器官的捐赠、寻找和匹配工作以及移植手术的协调和安排。目前全日本大概有70名专业的器官移植协调员，大部分持有“看护师”和“临床检查技师”的国家执照。（实习生 李清洲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