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巅峰之作：中道管理》
世界上所有的道理，《易经》用一句话来加以总括，那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是阴消阳长或阳消阴长的变化，造成了千变万化、形形色色的宇宙万象。这一句话，以前令人觉得很玄虚，不容易弄清楚、搞明白。随着现代电脑技术应用的广泛，大家都知道“0和1的变化，构成了浩瀚无边的网络世界”。这两种说法，用词虽然不同，意思却是完全一样的。科学的发展，印证了《易经》的早熟。在那么远古的时代，中国人居然对变化的道理，掌握得如此确实。难怪秀才不出门，便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管理离不开文化。而中华文化与西方传统，各有所长，走的是不一样的途径。邬昆如教授明确指出：人类不但和禽兽一样有肉体，有各种需要，更拥有和禽兽不相同的理智和智慧。人类在某些方面，固然必须屈从于弱肉强食的自然淘汰法则之下。可是，这种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的事实，并没有吓倒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不会因此就加入弱肉强食的行列，而放弃自己另一方面的理想。因为，人类的智慧终究会发掘出人性的善良，能够在各种生存竞争的现象之上，问及生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于是人类以仁爱之心，组织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团结一心来共同对抗自然的荒蛮，与他人合作来与自然抗争，解决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共同存在的生存问题。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受到良知的召唤，自我觉悟到人性的伟大和高贵，必须以互助来代替竞争，以牺牲来代替吞并，以服务来代替统治。 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具备“贤”和“能”两种条件。然而西方社会，在这两种因素中，总是偏向于“能”的要求，主张“能力本位”，也就是“做不好就换人，有能力就应该出头”。再加上在西方历史上，“能”一开始便表现出针对与自然竞争时，人类在役物方面的成果。久而久之，西方人把征服自然以及役物的原则和方式，应用到人际关系中，用“役物”的原则来“治人”。在政治上，他们对内实施奴隶制度，对外实行殖民政策。到了19世纪，白种人更明目张胆地在非洲殖民，在亚洲侵略，在美洲贩卖黑奴。在管理上，西方现代管理，强调“市场”、“竞争”与“效益”。如果用来对“物”，并无不当；若是用以待“人”，那就显然不合乎人性的需求。孙中山先生有感于此，特别提醒国人：“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不能完全学欧美。”因为欧美近年来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十分神速。为了生活上的食、衣、住、行便利，我们当然要发展科学，就算把欧美“役物”的原理和方法，拿过来进行学习，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管理人的方法，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借着天道的运行规律，来推知人道的伦理道德。我们以“贤”为根本，在“贤”人当中推举“能”者，先考察他的伦理道德修养，再讲求知识和能力的表现。由内而外，伦理化的管理观，已经成为我们的道德。古人敬天、畏天，一切生活以神意为依归，却没有发展出宗教式的信仰，而是通过“封禅”、“祭祀”的制度，实现淮南子所主张的“天地为一大宇宙，人身为一小宇宙”，来提升人的地位，增强人对宇宙的责任感，更推断出合理的天人关系。古人认为在天道中，人与物的互相对待，应该以人为主宰。自古以来，我们的管理便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互助合群、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共同创造、共同防卫的群体组织，并逐渐从族类生活产生种族文化，由共同信仰塑造宗统文化，自血缘关系形成伦理文化。从唐尧、虞舜开始，我们便已建立了一以贯之的道德。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更充分证明：凡是合乎这种道德的朝代，都称为“中道”，必然国泰民安，为世人所称羡。 在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中，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人口数量较多。由于以汉族为主导的华夏文化倡导王道而摒弃霸道，所以长久以来，各民族和平共处，十分融洽和谐。在这种兼容并蓄、互相包容的中华文化大环境下，各民族不但齐头并进，而且可以长期保留各自独有的特色。 中华民族，可以视同世界各民族的缩影。中道文化也是地球村必须借鉴的融合力量。在当前国际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浪潮中，中道管理，应该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早已明确指出：人类若非自己毁灭自己，否则就要像一家人那样，相亲相爱地共同生活。这种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充分表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示中：“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全世界各民族之中，中华民族的体验是最为深刻的，他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用意即在唤醒世人，重视中华文化的广大包容性，在地球村中保持大同小异，以维持多元的发展，确保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中道管理，便是合理化管理。全世界以“合理”为共同的追求目标，却尊重各民族的不同合理标准，发挥小异的特色，使各地方的“本土化”不致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即为共存共荣的大道。 这些年来，由于西风不断东渐，我们一直掉入“人”与“事”的二元陷阱中而苦恼不堪。许多人为了“做人”、“做事”孰重孰轻而争论不休，其实是“对事不对人”的严重误解。实际上“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已经告诉我们，“事”必须依附在“人”的身上，没有“人”根本不可能有“事”。何况“做人，做人，首先应当把人做好，才能够把事办妥”，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多元化的管理，必须回归到人性化的原点，才有可能异中求同，多中求一，符合全球化的发展需求。我们当然不能够抱持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以免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愉快情绪。但是，衡诸历史事实，中道管理思想，把人性、道德和管理结合在一起，以人性为基准，来引发道德行为，把管理的大道施展在世人的眼前，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目，并由霸道转向王道，共同营造光明的未来。 一般人在面对“道”与“术”的抉择时，大多舍“道”而沉湎在“术”的功利中。很多人面对“人”与“事”的偏执时，总是重“事”而轻“人”。现代人重视科学而忽视哲学，也是同样的心态。这种本末倒置、轻重失衡的现象，必须通过自觉和自省，从实践中逐渐体悟，也就是要受到相当的磨练和挫折，才能够深切体会到。 我们还可以大胆地怀疑，为什么如此重视道德修养的民族，伦理道德却会衰落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为什么如此崇高的管理目标，迄今并未实现？我们只有简单的三句话来回答这样的责询，说明如下，仅供参考： 1?我国古圣先贤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长期以来，我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些道理的根本用意，以致用错了、做错了。而且时代愈久远，错得愈离谱，非大力加以整顿，简直不成样子了。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好好地正本清源，重新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思维，而不是盲目地恢复其原貌，让自己再度陷入既往的迷失与错误之中。我们唯有继旧开新，从原有的中华道统中，走出合乎现代需求的大道，才能够在国际化、现代化、多元化的潮流中展现真正的实力，不但为中华民族，而且为全世界做出最重要的贡献。 2?人性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变的。问题是各个民族的看法不可能一致，追求人性化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从而使人产生人性不相同的严重误解。实际上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各个民族探讨的角度和研究的深度并不相同，以致方法的多元性掩盖了目标一致的真相。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责无旁贷、自告奋勇地站出来，由每一个人的修身做起，真正用心地把自己的人做好。从独善其身着手，然后推向兼善天下，无私地参与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中来。我们大可不必费心去管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先由自己做起，就不怕道德水平提升不起来，也不必担心中华文化解救不了当今岌岌可危的人类社会。21世纪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才会为全天下所欢迎。 3?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意思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相当重大。好人和坏人的本性，原本是一样的，只是后来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行为。所以人性可塑成为人性管理的良好基础。管理者借助教育训练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促使员工自动向善，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家主动地把“责任”看成“服务”，在组织中和谐合作，以“互助”代替“竞争”。秉持絜矩之道，不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进一步推己及人，凡事将心比心，至少在上半夜替自己想想之后，能够在下半夜替别人想想。不同的生态环境，做出不一样的应变，却共同以“合理”为目标。伦理道德自然提升，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也必然很快就会实现。 M理论简单明了，真正实施起来，威力强大。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絜矩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这种合乎人性需求的中道管理，实际上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真正放诸世界而皆准，符合当今地球村的共同发展需要。实施的要领，在于管理者的修养和被管理者的心态。前者重视服务与牺牲，而不计较权力与利益；后者守分、自律，而不是自认为是最棒的，一定要出人头地。 中道管理的实施，有赖于观念的端正。我们需要对现行的普世观念，做一番分析、批判和整理，21世纪才是崭新的时代，人类也才有幸福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并且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朱熹：《四书集注》，世界书局。 2?陈立夫：《四书道贯》，世界书局。 3?陈立夫：《人理学研究》，中华书局。 4?梁启超：《儒家哲学》，中华书局。 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概论》，先知出版社。 6?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学生书局。 8?唐君毅：《中华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 9?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学生书局。 10?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学生书局。 11?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2?陈大齐：《孔子学说》，正中书局。 13?陈大齐：《孟子待解录》，商务印书馆。 14?陈大齐：《平凡的道德观》，中华书局。 15?陈大齐：《论语臆解》，商务印书馆。 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东大图书公司。 17?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东大图书公司。 18?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谢扶雅：《伦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 20?赖强：《大学新论》，商务印书馆。 21?萨孟武：《儒家政论衍义》，东大图书公司。 2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3?项退结：《中国民族性研究》，商务印书馆。 24?项退结：《现代中国与形上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25?郑德坤：《中国文化人类学》，华世出版社。 26?邬昆如：《中外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27?张起钧：《老子哲学》，正中书局。 28?黄公伟：《道家哲学系统探微》，新文丰出版公司。 29?蒋维乔：《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 30?高怀民：《先秦易学史》，文津出版社。
31?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 32?吴森：《比较哲学与文化》，东大图书公司。 33?杨懋春：《中国家庭与伦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34?吴怡：《逍遥的庄子》，新天地书局。 35?韦政通：《中国哲学思想批判》，水牛出版社。 3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仁书局。 37?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东大图书公司。 38?曾仕强、刘君政：《中国的经权管理》，国家书店。 39?曾仕强：《中国的经营理念》，经济日报社。注：以上所列参考书目均为台湾地区出版机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