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巅峰之作：中道管理》
我们从实际生活来观察，也不难证明中国人在“情、理、法”之中，最重视“理”。我们只有说“读书要明理”，而没有说过“读书要讲情”。俗语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任何公司检讨得失的时候，大概都侧重在评“理”，却绝少有人公开求“情”。 “理”是“脸”，“情”是“面子”，中国人“爱面子”更“要脸”，我们骂他人“不要脸”，乃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不要脸”就是“不讲理”，谁都讨厌! 但是，“理”不易明。宋朝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时义”即是合时宜，天理不是固定不变的，却是随时适应的。中国人十分讲究变通，便是“用变以求通”。儒家重视经权，淳于髡向孟子提出一个难题：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应该共同遵守的道理，一旦遭遇特殊的情境，如嫂子溺水，那该怎么办?孟子告诉他要本于仁爱（恻隐）之心，立刻予以援救。平时“授受不亲”合理，特殊情况时“援之以手”也才合理。 太多的例证，使得中国人满脑子都是“话都是你讲的”的念头，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个都有理，而各人所说的理并不相同，可见理是由人编造出来的。这样的讲理往往流于“有理则有气”，“气充则理正”，形成“强者有理”。中国人很讨厌“强权即是公理”，因此演变为“官大的有理”。 公司里的职员如果犯了过错，你告诉他：“某事做得不对!”他大概不会直接去关心那事有否错误，却比较关切“是谁说的”，便是“强者有理”的心理表现。只要告诉他：“董事长说的。”俯首认错的机率相当大。 理是相对的，有上即有下，有此就有彼。西洋人因此用法来讲理，一切依据法律来判断，谁合法便是有理。由于法律的条文比较固定死板，所以讲起理来，也较为简单而方便。 我国先哲，并不是不重法。有些人指称儒家不重法，只有法家才重法，这绝非事实。重视礼法乃是儒家孔子最重要的主张之一。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政治思想的起点，乃是“从周”。“从周”就是“遵照周朝的典章制度”，其实行的具体主张为“正名”，便是“按照盛周的制度，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孔子所说的“吾学周礼”，不限于冠婚丧祭，或仪文节式，他所说的“礼”，包括社会全部的制度。他主张“克己复礼”，常常劝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十分重视法制规范。 “法”在企业管理上谓之“制度化”，非常必要，却层次不高。我们今天过分强调制度化，很容易令人产生制度化便是良好管理的误解。典章制度是一种普遍形式，我们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不可能照顾所有特殊情境中的应用，何况个人时常出现新的实现方式，而无法事先预知。儒家主张，人一旦面临特殊处境，就不必拘泥于礼的形式，却应该本着人道以提高规范的适应效率。人是典章制度的主人，不是典章制度的奴隶。法是人订定的，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因时制宜。我们常见某些主管，口口声声制度化，自己却经常破坏制度而振振有词，便可以看出这些理念的影响，既有力又深远。
荀子说：“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他认为，人应该以义变通应事，随时视情况的不同，变化其应付方法，以适其宜。人在特殊环境中，有时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决定，他这样做，并不表示对规律的全盘否定，而是依顺了另一层规律（理）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法）的。 用法来讲理，固然简单明了，实际上却无法应付“两可”或“例外”事件，难免因坚持“法”而变成“不讲理”。朱子说：“羞恶之心本是善，才过便至于残忍。”现在有些正义之士，目睹社会上违法犯罪的人很多，因而产生羞恶之感，极力主张不择手段地运用重法以求消除恶人和暴行，结果流于残忍而不自知。用法来讲理，动机是好的，结果却造成许多无理的行为。 于是，我国先哲把“依法讲理”安排在第二层次，而把“由情入理”提升为第一层次。“由情入理”叫做“敬酒”，“依法讲理”便是“罚酒”。中国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即是“好好同你讲理的时候，你最好讲理，否则动起法来，也不怕你不讲理”，目的依然是“讲理”。 由此说明，中国人把“法”摆在肚子里面，心中有数，我不违法，但是我不会讲。因为你只要和中国人谈法就伤感情。在机场、海关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当执法人员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执法人员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他马上说：“你少用规定来吓唬我。”中国人最不服的就是规定，就是法令。所以嘴巴都讲的是情，“没有关系”，“不会怎么样的”，脑子里却在想到时候应依法办理。中国人嘴巴很宽松，但是执行时却是很严格的。 我们说有的人嘴巴讲依法办理的时候，心里是在想合理解决，我们很少依法办理。中国社会依法办理是高度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人专门做那些法律规定之外的事情，只要法有规定，他就不做了。所以我们把有些人抓来，经常找不到法律的依据，不知道根据哪一条去惩办他。我们都是合理解决，却很少依法办理，但是嘴巴一定要讲“依法办理”。 中道管理要顺乎天命，应乎人性，是一种“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管理。法是不得已，中国人先由情入理，先“敬酒”，情理行不通的时候，翻了脸，再“吃罚酒”，才依法办理。到了依法办理的时候，所有的情都摆在一边。所以我们常讲什么“法律外人情”，那就是“卖人情”了。当法一出现，是没有情的存在的，这才是懂得情、理、法的人。我先给你面子，你要不要听？我给你面子你就听，很好，我给你面子；你不听，再给你面子，你还不听，翻脸，就没有什么人情了，依法办理，我管你那么多。 中道管理代表中国人“由情入理”的人情味管理。懂得情、理、法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管理的人，否则我们于法与人情就会经常纠缠不清。外国人批评我们不守法，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管理者“讲理”，最好顺着下述的理，以求其“是”： （一）建立共识：凡是“要脸”（讲理）的同仁，我们务必给他“面子”（表现出“看得起”、“珍惜”、“关怀”的“中节之情”）。对于“不要脸”（不讲理）的人，我们一定不给他面子（表现出“看不起”的冷漠）。 （二）循序渐进：“情、理、法”的顺序，固然是“所重在理”，但是“理只是情之中节”，所以实施管理，最好先动之以情，用“关爱员工”的理念来感应，使员工发出无过无不及的情而自然合理。管理者当然应该“坚持原则（理）”，不过在此之前，也应该“广结善缘”（情）。以“广结善缘”来“坚持原则”，员工必然口服心服。平日广结善缘，员工充满信心，了解管理者是讲理的，一旦坚持原则，员工在情绪上不至于产生不信任的反感，当然更有利于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