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任何人、任何管理者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就应该在历史上记上一笔。
2007年5月9日，股改启动两周年。两年前的这一天，清华同方、三一重工、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4家上市公司正式拉开股改大幕，两年后，股市以大幅震荡和沪市轻松跨越4000点作为回报。熊市沮丧一变而为牛市恐高，这种幸福的担忧，应该是证监会主席乐于看到的。但是，股市此后直接下行，从10月份的6000点高位，调整到08年的1700点，目前在2000点左右徘徊。
让我们假设历史，尚福林先生如果在股改基本完成之后，就离开议事日程会主席的位置，那么，尚福林先生就是股改的斗士，而且是成功的形象，但不幸的是，尚福林先生继续在证监会主席任上谋其政，股改急火猛攻之后的后遗症一一显露，此时，需要重新调整资本市场的融资条件，需要调整资金分配形式，需要对于大小非有正确的认识，这对于一手推进股改的功臣尚福林先生无疑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不以点位论英雄，没错，要评价一个管理者关键的是看他在任上是否为市场的基础建设做了什么。
顶住压力进行股改
尚氏资本市场的印迹正是一条中国特色的、能为普通民众接受的市场化改革之路。
想要治疗中国股市先天不足的官员不在少数，早在尚福林之前，股市市场化改革就初见端倪。周小川时代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在尝试跨越国有股与流通股的鸿沟，大力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推动国外资金进入A股市场。但国有股以市值减持的后果众所周知，市场派改革者在毕其功于一役的诱惑下，以牺牲中小投资者利益为前提对既得利益者作出妥协，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一视同仁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性质。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股减持失败对尚氏未必不是幸事，至少市场上下达成共识：股权流通性割裂与大小股东利益割裂对于中国股市有致命负面影响，以损失流通股利益的方法完成全流通行不通。
尚福林先生通过股改推动资本市场走出1000点的冻结状态。股改之初，对于股改对价的质疑甚嚣尘上，例如股改对价违背市场契约，将引发国外投资者诉讼潮，又如股改是对资本市场的反对，是向行政主导市场的复归等等。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大股东与普通股民之间的博弈，激烈而又残酷。第一批股改公司出台之后，市场急挫，跌破1000点，尚福林坚决表示“开弓没有回头箭”，表现出一个博弈高手关键时刻的勇气，在股改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尚氏的反应是高调加快股改步伐，股改信念与背水一战的环境逼迫尚福林成为高调领导者。
笔者称当时的尚氏是本土市场派的典型代表，适当保护中小投资者获得民意支持是股改成功王牌。本土出身的尚氏之语与美国证监会理念如出一辙，一个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不会仅以冠冕的借口向权贵阶层输送利益。当时的尚氏既坚持市场原则，又利用各种资源毫不犹豫地推进股改，很清楚，当时的资本市场是权贵横行的市场，是对市场化的歪曲，使市场失去了投资与融资的任何价值。对这一点，尚氏以行动进行了纠偏，而市场抱之以热烈的反响。
毫无疑问，一项复杂改革需要取得成功，应该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来自上层的支持，在决策者中达成大致的共识；二是来自民意的支持，使改革具有民意合法性。尚氏恰好具有才能获得两方面的支持，他也以独特的应对之道使资本市场在各方利益妥协的基础上，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股改大计。
尚氏“求大同存小异”的沟通能力对股改至关重要。2003年11月12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言对股改最重要的对价工具表示异议，尚氏通过各层面疏通，最终证监会与国资委两家于2005年5月31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这被证明是个双赢的结果。
后股改时代坚决不纠偏
后股改时代，股改后遗症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锁一爬二使大小非减持压力延后，而错误的新股发行机制，使股改之后的大小限源源不断，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没有一个市场能够承受大小非、大小限再造一个流通市场的压力。
人们曾经寄希望于股改对价与全流通使中国股市走向公平，实际上股改也确实起到了短暂的镇痛作用，类别股东投票制与股改议价机制，使中小股民的否决权第一次有了作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通胀初期消费与工资逐步上升而物价并未大面积上涨的美好感受，让股市如沐春风。但股改之后增加的大小限，大股东对市场毁灭性的巨额再融资计划，都在说明，我们必须要进行二次股改。
市场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不成熟的市场，只能靠机制一步步加以完善，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证监会也确实进行了完善，如2006年是证监会出台政策和管理办法最多的一年，全年共发布了20多部证券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在市场下挫的逼迫之下，证监会终于出台了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的举措。
这一切都很重要，但比起大小非与大小限来，不过是在边角地小修小补。要命的是，在股改大计基本完成之后，尚氏却一再表示与市场化亲近之意，他从来不承认大小非是市场的主要问题，对于不断增加的大小限也不置一辞。事实上，如果抱持这样的理论，中国就不应该实行“非市场化”的股改，如果说大小非已经支付了对价，那么，大小限应该如何处理？在全流通时代不进行警示，以50倍以上的高市盈率发改，创造出数倍于流通股的非流通股，要说监管层没有责任，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股改后的尚氏一时否定了股改时的尚氏，这是同一个人吗？他在秉持同一种理论吗？
抱着资金供求关系这一明显错误的理论，为了刺激股市，证监会先是不停发行新基金，新基金无法奏效，开始搞融资融券等金融创新，如果这些举措能够见效，A股市场不需要进行刮骨疗毒式的股改。
投资者需要的是明确的预期，而通过股改前后的管理者的态度，反而模糊了投资者的预期。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建立预期需要从货币发行体制的改革，央企上市公司的市场化到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定位的预期，绝非尚氏一人可以左右，但尚氏仍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证监会主席面临严峻考验，如股改之初，大力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推进改革进程，是惟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