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向了美国,并具体地将危机责任归咎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身上。有经济学家认为,格林斯潘的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制造了这场经济危机。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时却将这场危机的根源归咎在了糟糕的计算机系统数据。他认为,金融服务机构的决定基于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的缜密分析,并得到了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但是,整座金碧辉煌的金融大厦去年夏季坍塌了,原因是输入风险管理系统的数据都是过去二十年的数据。格林斯潘还说,如果风险管理系统包含了过去金融危机期间的数据,信贷机构对借款人抵押财产的要求就会高得多,整个金融服务行业也不致于像目前这样惨不忍睹。
格林斯潘道出的只是问题的表面,王杰律师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次级债问题的产生并非简单的计算机数据问题,全球金融的动荡也非因为计算机风险管理系统未包含过去金融危机期间的数据而不会发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虽然导致了当时的金融危机,但IT技术和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止步不前,相反地成为了推动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动力,IT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而互联网在全球的推广不仅为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提供了迅捷的平台,同时也提高扩大了全球商品贸易速度和范围。和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较,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增长模式,交易成本的下降和交易速度的提升不仅扩大了全球贸易交易数量,同时也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倍数,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世界资产价格、资源品价格产生泡沫,最终酿成泡沫经济危机。
二、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非市场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融合,而且也在本世纪初加速了全球资源配置,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优势和发达国家资本优势的双重推动下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已不再是局部的发展,也不存在局部的封闭,朝鲜作为个别除外。全球经济的同步增长,世界经济不存在沽值洼地,当世界经济出现局部泡沫危机时,已没有其他可对冲泡沫危机的新增长经济区域,市场一旦出现失灵,危机将是世界性的,除了个别极端封闭国家,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够演化为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全球经济存在对冲泡沫经济危机的沽值洼地,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沽值洼地就起到了对冲作用,为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快速衰退为美国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市场的快速衰退,没有经济危机造成的存量闲置生产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凯恩斯主义也不会更加盛行。尽管经济学已成为现代资本社会的显学,但是经济学中的教条如果缺乏更为灵活的领悟,生搬硬套只能获得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注资、降息、增加公共财政开支以及国有化等救市措施非但没有能够拯救市场,相反的却在不断加深危机,直至将世界经济推向经济危机。
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滑入经济危机,市场价格下跌已形成恶性循环,市场去杠杆化形成的信贷紧缩已成为价格持续下行的惯性,外在的政策性货币供应无法改善市场趋势,货币供应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正在加速各国货币政策失灵,由于没有缓冲危机的沽值洼地,全球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寻求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与需求之间无法形成新的均衡地带,即便货币利率为零,市场对流动性的供给也不会增加。
在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拯救经济保增长的措施之后,央行于2009年11月26日决定了大幅将息措施,降息幅度之大,实属罕见。从前述分析来看,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这些大规模的经济激励措施,其负效用都不可小觑:大规模的扩整性财政政策旨在通过增量供给扩大内需,本轮经济增长以来,国内经济增长完全是通过增量供给来实现的,继续通过增量供给来增加需求已无空间;在增量供给增加需求空间狭小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突然转身,加速增加市场流动性,显属力不从心,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在全球经济衰退,外需收窄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努力脱钩世界经济,重构经济防火墙。就此而言,这是正确的明智抉择。问题在于,如果不谋求国内沽值洼地经济增长点来均衡国内供需关系,不通过新一轮经政改革推动存量需求的调整,仅仅将政策着力于增量供给,扩大内需的愿望恐难以实现。毕竟,过去五年来增量供给已形成的产能过剩经济态势正在加速凸显,增量叠加效应决策者不可不进行慎重考量。
作者单位:甘肃太平洋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