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演讲能力 避免日本式“广场协议”的命运在中国重演



  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入时后,GDP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已经好几个年头,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外贸的拉动,所以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从两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币值过低的问题,并且认为是造成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所以提出迫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的倡议。中国顶着各方面压力成功周旋于其中,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趋缓。但今年夏天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这种态势下很有可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再次举起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屠刀,特别是2009年1月20日民主党当选总统奥巴马上任,民主党向来就有贸易与币值向中国强硬的主张。所以中国不光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提早研拟对策,以免再次象日本一样掉入美国设计的金融与币值陷阱。

  198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的迫使日圆升值的一揽子协议是日本走入十年衰退的罪魁祸首,下面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经济背景: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改变命运的演讲能力 避免日本式“广场协议”的命运在中国重演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今年的世界经济看来是越来越严峻,并且还没有探低的迹象。很有可能会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如果说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仅仅是部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但当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席卷大半个地球,如果继续恶化,全球80%的国家都难以幸免。加上1929年美国还有相对较强的政府财政实力,但现在的美国完全是举债行进,经济一但恶化,不是仅仅“罗斯福式的新政”可以解决。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对于中国也并不轻松,我们的政府现在不光要应对经济的衰退,而且还要集中智慧与力量让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速度高速发展,象1997年一样成功化解金融危机同时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的态势。更重要的我们还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避免又一个中国版的”广场协议”落在我们的头上,以恶化我们的经济环境,中国需要吸取前人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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