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严歌苓原著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1937年南京城破，来自于秦淮河畔的13位妓女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13位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小说与电影当然有虚构的部分。不过，包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和美、日、德、意、荷领事馆、德国俱乐部以及美国鼓楼医院等建立起来的“南京安全区”则是历史事实。金陵女大和金大能成为“安全区”的组成部分，得益于他们教会大学的背景，在当时它们是属于外国产权的设施。 八年抗战中，金陵女大和金大同当时全国沦陷区绝大多数大学一样，都踏上了文化西迁的路上—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上。不仅如此，前后迁来的还有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连同原本就在“坝上”的华西协和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形成“Big Five”，遂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 “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时尚又有一种文人‘范儿’。”岱峻的新著《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学纪》关注的正是这时期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 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2005年，曾在成都金陵大学研究社会学的南怀瑾，将清代李玉的词《千钟禄》改编为纪录片《去大后方》主题歌。 五所大学中较早迁到华西坝的是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这两所学校如同“龙凤胎”，都由美国教会创办。前者系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南京创立汇文书院，1910年与美国北长老会及基督会合办的宏育书院合并而成。 后者则是由美国浸礼会、监理会、长老会等创建于1913年，1915年9月首批注册的13名女子在南京绣花巷李鸿章故居内开学，1923年新校舍落成于随园陶谷，1930年12月因教育部注册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仍称为金陵女大）。 1937年11月，金大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斡旋下，分租三艘轮船分三批于11月25日、11月29日和12月3日驶离南京抵达汉口，后又于1838年1月7日入川，3月1日正式开学。 随后迁来的齐鲁大学被称为当时国内最早的大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在山东登州城开办的蒙养学堂。不同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齐鲁大学学生的迁移，基本都是逃难。 最晚来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19年，美国教会将晚清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 卢沟桥战火之后，燕京大学并没有内迁而是在北平继续办学。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半小时日军即封闭学校。当日，孔祥熙在重庆召开燕大校董会，并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胞弟、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任复校筹备处主任。1942年秋，燕大在成都正式开学。 “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和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这是1946年，即将复员的金大、金陵女大、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的碑文。 文中提及尽“地主之谊”的华西协和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系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T.Davidson）等人着手筹建。由于它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又选择华西坝故名华西协和大学。不过，当时的成都市民都称其为“五洋学堂”。 早在抗战之前，金陵大学即与美国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大学建立了校际协作关系，毕业生可同时接受对方的文凭与学位。华西协和大学亦先后与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而齐鲁大学早在1924年即获得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学位授予权，医科毕业生可同授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至于燕京大学，其时更是“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1917年到1936年，燕大毕业生就约有1700名。 这五所大学齐聚华西坝上，而人员剧增至3000人上下。据岱峻统计，当时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算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事实上，数字亦表明他们较之于声名日隆的西南联大并不逊色。据学者研究，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同是5个学院，但只有26个系科、2个专修科，学生人数也在3000人左右。 不仅如此，当时五所教会大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战时的“Big Five”各种讲座、团契组织、课外活动亦令人目不暇接。 大师兼有大厦 当时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西南联大），犹有“三坝”之说：即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美其名曰“天堂”，古路坝被喻为“地狱”，沙坪坝则称为“人间”。 1941年7月26日，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教授来到成都，“参观华西、齐鲁、金陵等大学，会到张凌高、刘世传、陈裕光、吴贻芳四位校长，高巍巍的楼房，绿莹莹的草地，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 事实上，原华西大学从钟楼到华美宿舍、怀德堂、合德堂（赫裴院）、万德堂、嘉德堂、雅德堂（广益宿舍）、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再到1942年建成的药剂楼，皆是一色的青砖黑瓦，间以大红柱，大红封檐板。屋脊、飞檐上塑以珍禽异兽，檐下以斗拱为装饰。“在渲染东方色调的同时，也煞费苦心地融入了西洋元素，如楼基、墙柱、砖墙等”。 对于“三坝”中“天堂”的华西坝，蒋经国有过一次观感：“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建筑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在成都街上有所谓鸟市虫市，那里买鸟的，提鸟笼的，都是些无业的青年。……”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厦之谓也。”与西南联大一样，战时华西坝上五所教会大学同样是精英荟萃，大师云集。 当时坝上五大校长金大陈裕光、金陵女大吴贻芳、齐鲁刘世传（后为汤吉禾、吴克明）、燕京梅贻宝、华大张凌高，皆国之高士。以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为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这位金陵女大1919年首届毕业生—也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后赴美获得密西根大学生物学博士—的风采。 有学生回忆：一天早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散步时在女生宿舍的窗下发现有一把椅子，原来是一个恋爱晚归的学生被舍监关在外面，只好爬窗户进入宿舍。当时，舍监吓坏了，怕受处分。吴贻芳却由此而担心逾墙者的安全。堵塞不如疏导，于是提议把宿舍楼下的会客厅划出一个界区，隔成几个半封闭的小间，摆些桌椅，提供给约会聊天的恋人。唯一的要求是临走时要带走糖纸瓜壳。 不仅如此，当时华西坝上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燕京四大名旦）、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 后人记载：华西坝上的陈寅恪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同为燕大“四大名旦”的李方桂，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在华西坝时期，他为了到理县和松潘一带调查嘉戎藏语，多次胆战心惊穿越横跨岷江的铁索桥。 教会大学，外籍“大师”同样不少，金大农学系的赛珍珠第一任丈夫、著名农学家农经学家卜凯就是代表。卜凯在中国近30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包括《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在内的多部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著作。 真正在坝上掀起热潮的还有两名“洋先生”。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长满汗毛的手臂不断挥舞。其后是“李旋风”，1943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李曾言：此次来成都，花了477元购得了“九大本书”，这些是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梦寐以求的资料。 教会大学的离歌与绝唱 据岱峻整理的资料，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基督教大学总数占全国大学总数约为12%，学生亦为全国大学学生12%；而基督教大学设备、经费、图书等之百分比皆远过此数，可知基督教大学在设备经费图书上皆占优势”。 事实上，教会大学在抗战前的中国整体学术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医学、农林、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商学以及图书馆学等领域，较之中国本土大学，“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首先，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例，自1942年秋迁到成都恢复办学，一直到1946年复员北平，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同样是硕果辈出。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收新闻出版界人物词条108人，其中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生有9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 其次，在农林方面，金陵大学绝对是一座奇峰。有数据显示，1949年前金陵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农林部门、农研所及各大学农学院的“大半壁河山”。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成果付梓出版。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战时中国的“绿色革命”—直到1997年，长江流域产量最丰富的小麦品种，还是当年沈宗翰所改良成功的“金大2905”小麦品种。 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选育出一大批良种水果尤其是柑橘，带出了一批“玩物得志”的弟子，如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据考证，今日之江津金堂广柑、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皆是拜这批金陵大学农学系先贤所赐。 不仅如此，华西坝无愧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优势互补，联合办医院，其中中大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和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 取得如此成果的教会大学，甚至令194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感叹道：“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 然而，1949年之后，这些教会大学却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包括金大、金陵女大、齐鲁、燕京和华西协和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至此，教会大学成了“绝唱”。 民国时期何以“大师辈出”？ 时代周报：你是如何了解到华西坝这一段历史的？ 岱峻：在之前的《发现李庄》等书中，我发现曾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与所长傅斯年谊兼同窗姻亲，在史语所迁往李庄时曾说，自己碍于交情，不得不去李庄，最后却爽约了；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944年3月举家迁往成都燕京大学；胡厚宣转投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吴金鼎留英回国，后投笔从戎，复员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民族学家马长寿在1942年离开李庄的中博院，应聘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人类学教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与李庄、与华西坝有着很多瓜葛，而且不约而同地投奔坝上，到底有什么原因？带着这些疑问，我一步一步走上了研究华西坝的过程。 事实上，写作过程中，我还多次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在成都的校友会活动，近距离地观察他们。我同样试图，从他们的银发、寿斑和苍老的声音中，去拼图坝上的青春记忆。这些年下来，他们也成了我的一份挂牵。除此之外，四川省委老干部曾庆祥和民族学者李绍明多次作为口述史受访者，提供给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 时代周报：相较于西南联大，华西坝研究是少之又少，为什么？ 岱峻：我希望本书是对华西坝五大学全景式的研究。为什么之前研究如此之少，我想原因大体有： 一是意识形态的遮蔽。自1949年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国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毛主席说，只有打扫干净屋子才能迎接客人。打扫的是教会大学的过去，迎接的是苏联及东欧客人。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大学（尽管上世纪30年代逐步改为私立大学了，但是大家仍习惯称其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但是，从成都的一二·九运动，我发现其实这些教会大学民主气氛是很浓烈的。 其二，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相比，一是缺乏统一的精神符号，亲历者各执一词。如李约瑟的回忆称其为“基督教五大学”，费正清书中称“成都联合大学”。院系调整后，原西南联大之北大、清华和南开显出持久的影响力，而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已寿终正寝。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说自己代表五大学。如五大学办学纪念碑。 其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校史，说到各自原有的部分，都有分解了，故叙述简略，更没有人愿意来做五大学的校史。 时代周报：从《发现李庄》到《李济传》，再到《民国衣冠》、《风过华西坝》，你一直将民国时期的“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何民国时期大师辈出？ 岱峻：对于民国史，我有一个基本态度，即不神话民国，亦不可污化矮化民国。但必须承认，民国文化教育十分辉煌，这就产生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钱学森天问。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我想主要因为： 首先，党化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有限，执行力很弱，这给了学术自由有充分的成长空间。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方针。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教务委员会，成员全都是教授，由他们来确定课程和管理学校。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大学××专业教授，兼任××系主任或院长。大家都喜欢把教授的称谓放在前面，而把行政职务放在后面。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看重的是学术头衔，而非行政虚名。 其次，大师层出不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主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说过：“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最后是学术的活跃，一是西风东渐，废旧学开新学以后，传统与新学的激荡对抗辩驳，就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很好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