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需要给予竞争者的压力多大，这决定于我方和竞争者利益集团的政治需求的大小。假如敌我双方都已清楚对方利益集团的政治需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标准就会是相同的。然而，竞争双方利益集团的政治需求的大小并不总是特别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利用的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每个企业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 各个利益集团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是极不相同的，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准确地预测会碰到多大的抵抗力量，因而不能够准确地决定需要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应该提出什么目标。 在竞争活动中可能会因为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什么成果也得不到，反而可能会遭到极重的损失，因此竞争双方都企图在这方面战胜对方，这样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使人们在利用力量方面走向二极（假如这个极端是能够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注意利益集团的政治需求的大小，手段就丧失了同目的的一切关系。可是，在多数情况下，极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企图常常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实现。于是参与竞争活动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多多少少按照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利用为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所必要的力量和决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为了遵照这个原则，他一定放弃一切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不可及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脱离了严密的科学领域，就等于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从而变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的判断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快速的判断明摆着就是多多少少不自觉地对多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快速地扔开那些关系不特别密切和不太重要的东西，能够较快速地得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准确知道进行竞争活动需要使用多少手段，一定要考虑竞争双方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一定要考虑竞争双方的力量和多种关系；必须考虑竞争对手的利益集团和员工(特别是经营层)的特性，它们的能力，及其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结合关系和竞争活动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从这里不难看出，思考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相交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慧眼才能在其中快速地识别出正确的东西，只依靠死板的考虑是决不可以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个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特别复杂和特别广泛，并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此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能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可以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彩。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仅不会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使他们受到削弱，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能够使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加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只有根据对不同种关系的总的视察（包括掌握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断定即将来临的竞争、竞争活动能够追寻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另外，我们还应该承认，这种断定象在竞争活动中的所有的判断一样，决不可以是纯客观的，它决定于利益集团首脑、企业家.管理层甚至政府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每个企业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了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宜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了 前面已经说过，竞争活动之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不大的形态，是因为维持竞争的基础是窄小的.最近，竞争活动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形态，竞争中包含有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如竞争有朝一日突破了限制就不会被重新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竞争活动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考虑这种绝对竞争活动，那么，它就会把竞争活动性质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作为错误而加以斥责。这不会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必须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竞争活动的学说，而不是研究空想中的竞争活动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分和调理每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发生竞争活动的情况的多种形式，因此，它在确定竞争活动的大概框架时，应该想到时代和当时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竞争活动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依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普遍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需要服从于从竞争活动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