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代管理学理论几乎全都起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商学院要不要教授西方管理学理论，以及中国企业要不要受这些管理理论的指导，我认为答案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几代学者基于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不是“本地制造”的就加以排斥。既然是理论，第一应该假设它可以适用，第二才去考虑哪些地方可能不适用。
但我们的学术界却似乎有着相反的倾向，关于西方管理学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假说长期盛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林毅夫教授在刊登于《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教育”的记者访谈中，发表了他对中国商业教育模式的一些观点。其中心思想是，西方的商学理论和经验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忘掉这些理论，以“无”的心态去看现象，不断地寻找新的因果关系。
林教授是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又有着7年的成功经营美国Fordham大学在华项目“北京国际MBA”（BiMBA）的经验，对国内MBA教育的走向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在北美商学院前后学习了6年，对国际主流的商学院教育理念深具信心，又已投身中国商学教育数年的学界后辈，我对这样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而且忧心这些观点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包括理论认识上、企业实践上，以及商学院发展方向上的混乱。下面我阐述个人的不同看法。因为我本人是在（战略）管理学领域，所以主要以管理学作为商学各领域的代表来说明问题。
科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学
管理学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既被称为“科学”，管理学的发展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遵循了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规范和发展途径：假设的形成是基于已知理论和对新现象的观察；理论的推进是通过否定与经验数据（“事实”）相悖的假设、（暂且）接受未被否定的假设来实现（波普的可证伪原则）；与已经形成的范式（paradigm）一致的理论推断可以被假定是正确的，直到某一天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知识的累积性。新的理论和知识是建立在已有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即使是以建立新理论为目标的归纳式的（inductive）、定性的（qualitative）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相关的文献基础。
但是林教授的观点却与这些学者们耳熟能详的原理大相径庭。为了说明中国特殊制度环境的影响，林教授在采访中强调，一个好的理论家，尽管有了现成的理论，但他下次看到一个现象时，还是必须以“无”的心态，重新去认识这个现象。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无视前人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将使得人类的认识在重复的劳动中循环不前。
在管理实践上，这样的指导思想会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我以战略管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理论，是一种简化和解释世界的认知结构，从而指导着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的行动。因此确定战略的过程与理论发展的过程有着类似之处。战略一旦建立，“每次做事时就不用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例如，如果既定的战略是坚守主业，就没有必要每天重做一遍行业机会评估；如果战略分析的结论是公司最具有实行差异化品牌战略的条件，就没有必要紧跟对手的每一个降低成本的举措。否则，只会让战略制定者自己和员工一样无所适从。而林教授所说的要以“无”理论的心态去认识每一个现象，恐怕只会让人陷入每天早晨问自己“今天先洗脸后再刷牙是不是更好？”这样的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我想以林教授的学识素养，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为了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凸显BiMBA是一个基于本土的MBA项目，才出此语。这种说法迎合了国内广为流传的、似是而非的论调，即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这种论调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是对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理解错误，第二是对西方管理学理论内容了解不足。
先说第一点。理论体系内部有不同的“系统状态”（system states）。在每一个系统状态下，理论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战略管理学极为重视权变（contingency）的概念。某种战略在某个权变量（contingency variable）的一定值域上可能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在另一段值域上却可能呈负相关。比如研究表明在充满商机的环境中，高比例的外部董事将抑制企业的创新性，而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外部董事则有促进创新的作用。好的理论应该揭示事物之间在这些不同的系统状态（商机的多少）下的（治理结构与创新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当我们声称某某战略在美国适用而在中国不适用，因此这种战略所基于的西方某某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时，也许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只了解了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即在美国这个系统状态下战略与业绩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他的系统状态。换句话说，理论本身也许并没有错，只是我们原来观察到的现象还有限。而战略管理学的核心任务，本来就是调查何种战略在何种环境下更有效。
再说第二点。在过去十几年中（别忘记管理学本身是一个相当新的学科），对国际管理学理论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来自于对转型经济国家所做的管理学研究，特别是东欧与中国，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对中国企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所做的考察和检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理论型和经验型论文发表在一流的管理学刊物上，构成管理学理论文献的一部分。当我们想当然地宣称建立在有效市场经济之上的代理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企业监督制度的建立时，有多少人了解到已经有学者结合了制度观点、网络视角这些能够容纳非有效市场条件的理论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当我们声称中国企业有实行多元化战略的特殊需要，因此西方战略管理学关于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成倒U型关系的假设不成立时，有多少人意识到关于多元化战略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填补制度空缺的假设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方向（research stream）。而这些都是所谓“西方”管理学理论的一部分。当我们笼统地指称它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我们其实正应该按照杨小凯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建议的，先去熟悉文献。
“中国式”管理理论是必需的吗？
关于西方管理学理论“不合国情”的论调，对我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在实践上却可能对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误导。因为从中可以引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以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管理学理论为指导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一定会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跨国公司在中国固然犯过种种错误，做出了种种特殊的调整，但这些并没有“证伪”管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只是对这些理论在原有界限之外的新发现和进一步充实而已。如果只有在“中国的”管理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在中国取胜，那么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应该已经从中国消失了。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知道BiMBA的师资中除了经济学，全都来自美国的一个教会商学院联盟，学生最后取得的是纽约Fordham大学的MBA文凭。但是BiMBA的毕业生却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几个MBA团体之一。可见教“西方的”管理理论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去教。
当然，我不反对关于中国处于转型经济之中，制度、结构变动不断，因此商业教育的一个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学生面对这种大的环境变动的能力上。但是国际一体化、电子化的浪潮也同样冲击着西方企业，并且使得中外企业面临的很大一部分大环境产生趋同。因此从环境的变动性本身并不能得出西方理论无用的结论。进一步说，按照林教授的潜在逻辑，即使是“中国式”的理论，也是无用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形成，因为正如林教授所说的，“理论都是学者根据对一定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归纳而提出的”，而“现实的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但事实上，熟悉管理学文献的人都知道，过去十几年中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学说，不正是用来解释在一个变动环境下如何取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吗？
不“预设理论前提”的原则，还反映出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哲学，即adhockery，理论不再具有预测性，而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对现象作出解释。在实践上，这种态度表现在对“术”的热衷大大超过了对“道”的坚持。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未能建立起理论体系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十来年全中国的管理学者对文献所做的贡献总和还不如在海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学者。我可以理解人们对于一个立足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的期待，但是抱着对现存理论视而不见的态度去寻求新的理论，却使得我们在孙子兵法和儒家说教之外，再未能看到一个有分量的管理学理论在中国诞生。这一点，我在一篇题为“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的论文中已经提到过。能自己发展出理论固然好，但当务之急，是学好、学透人家的理论，并且为我所用。只有在确实发现现存的理论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现象时，我们才有理由对其作出延伸与发展。但是至今我们所看到的研究，都能以某种对现存理论的调整来解释新现象，而未达到需要完全抛弃现存理论的程度。
过度期待一种中国式的理论，还可能会陷入一个悖论。林教授曾经在一个学术讲演中，讨论过理论的“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ity）和“普适性”（robustness）之间的关系：理论作为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应该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越少越好。我曾经把这篇演说下载，印发给我们的研究生作为阅读材料，并认为这是比较少见的用中文写成的关于科学哲学的极好阐述。其中可以引申出的意义是，如果一个理论是“中国特定的”，它的解释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贡献就小。另一方面，从实用角度来讲，既要“中国特定”的理论，为何不应有“区域特定”、“行业特定”、以至“公司特定”的理论？但是理论到了这一步，就变成了单个的企业案例，毫无普适性可言，也完全失去了信息节约的作用。
理论优先的管理教育发展之道
林教授对商学教育的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学科，乃至整个社会，对新兴的商学院的一种基于误解的偏见，认为商学教育不重视、不需要理论，也缺乏学术规范。这种偏见因为两个因素而加深。第一是社会上的各种商学院（MBA项目）排名带来的混淆视听。这些排名基本上以市场价值为导向，把诸如就业率、工资涨幅这样的实用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第二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一些非主流的观点，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斯坦福大学的Pfeffer，以及不久前刚去世的INSEAD的Ghoshal。这些人有的出于危机意识与自我挑战精神，有的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呼吁商学界改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重理论贡献、轻实际应用的传统，改变只有在知名理论刊物上发表学术性论文的研究型学者才能在商学院获得终身资格的现状，而回到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平衡状况。
平心而论，这些劝告对美国的商学院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中国的商学教育却可能有方向性的错误。美国的商学院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作为“职业培训学校”走了半个世纪的弯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之后，才痛下决心，振兴学术，以期取得与大学中其他院系相同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现在理论体系、学术规范都已经确立，是开始重视理论的实践意义、寻求一些“平衡”的时候了。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的商学院总共才十来年的历史，其学术地位还远远未能确立。在现阶段，对商学院的质疑（以及支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界，即大学中的其他院系和国外的同行，它们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或许除商界以外的整个社会对商学院的态度，因为后者是以前者的意见为参照的。而要获得其他院系的尊重，我们只有效仿六十年代以来北美商学院所走过的途径，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体系内获得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cy）。做到了这一点，社会对商学院的评价也会改观。第二是商界。企业是我们的产品购买者，如果它们不接受我们的产品（MBA毕业生），商学院也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要获得商界的认同，一个办法或许是象南加州大学的Bennis和O’Toole所建议的，让更多的实业界人士进入商学院教书。其实由实业界人士作为非正式教员在商学院兼课本来就是商学院的通行做法，他们实际上是建议要大大加强商学院课程的实用性。
北美、欧洲的商学院之所以被认为比中国的商业院好，很大原因确实是因为它们是非常实践性的。但是很多人把这一点误解为商学院要变成实践性的培训学院，或者更进一步，商学院教授都要来自实业界。事实上，北美商学院的实践性强，首先是体现在他们所教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行之有效，而不是说教授都有实践经验。其实他们最强调的是战略思考和分析方法。说商学院教授要有实践经验才能教得好，才能有发言权，这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学者不是非得出自企业，他们所能做的贡献是，通过所受的专业训练，看出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很多理论是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人发展出来的，这是学者的本职，是他们的特殊训练、特殊视角所达到的。波特被国内称为战略管理第一人，确实也是战略管理的奠基人之一，他成名前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在理论与案例基础上写出来的书，至今是管理学界对企业界指导作用最大的。世界上很少有成功的企业家变成成功的学者的先例，因为这既不可能，又毫无意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产生的后果是，我们的企业界延续了一贯的轻视管理思想、忽视战略思考的作风，对学者的意见和批评不买帐。事实上，由于他们很多人“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努力，他们对战略、对管理的理解与国际通行的概念根本不同，造成交流上的困难，经验、教训无法做出理论化的总结，企业也就很难有进步。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企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战略和管理也可能成功。但是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这样的好日子实在是屈指可数了。
回到中国商学院自身的发展。我们当然可以宣称要走一条“平衡”的道路：既受到学界的尊重，又满足商界的需求。但现实是，这两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有矛盾，至少对一个立足未稳、资源有限的中国商学院来说是如此。因此“平衡”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就像波特所说的差异化与低成本之间的战略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从简单的战略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依傍大学的商学院在无法两全的情况下，应该优先发展理论和建设学科，首先赢得学术地位与国内外同行的尊重。相对于在大学体系之外的独立商学院、咨询公司、培训机构，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如果一味迎合市场，偏离学术，也许可以在一时求得商界的青睐，获得一些急需的资源，但是从长远来讲，则是失去了立足之本，并且被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其他商学教育机构所取代。
最后，我要总结的是，第一，理论的进步是建立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抱着虚无主义的心态去创建新理论是一种空想。第二，没有必要把管理学理论分成“西方的”和“中国的”。至今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和经受了市场考验的“中国式”商学教育模式并未出现。而“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人类知识的重要部分，应该为我所用。第三，先“理论”后“实践”，应该是中国商学院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