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一词的意思是指没把事情弄明白就放过去了。故意使别人弄不明白,这叫忽悠别人。自己不进行认真考虑就放过去了,就忽悠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忽悠一下自己有时无大碍,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能事事都弄明白,对有些事不得不忽悠。可是,在科学研究中人们既不能忽悠自己,也不能忽悠别人。因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被人们普遍地加以利用,任何一点忽悠都有可能给人们造成巨大损失。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有时,在我们认为是真理的理论中,也存在着忽悠。这不见得是有人故意忽悠人,而是理论的创造者和信奉者,都没有想清楚,都自己忽悠了自己。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的论断就是人们自己忽悠自己的一个例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得从“二重性”说起。
一、实际的“二重性”是由事物之间的实际关系形成的
客观存在的也就是实际的二重性是由客观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的,没有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物的属性,也没有二重性。
一个有了儿子的成年男人,具有“儿子”和“父亲”这样的二重性——对于他的父亲来说,他是儿子,对于他的儿子来说,他是父亲。这样的男人,无论作为“儿子”还是作为“父亲”,都是由实际的生物学或伦理学关系决定的。离开了这种实际关系,一个男人只是男人,既不是儿子,也不是父亲,当然没有“父亲”和“儿子”这样的二重性。
人们常说的困难的二重性、帝国主义的二重性,也都是在实际关系中形成的。同样的困难,对于懒汉懦夫,是没法逾越的障碍,对于有胆有识者,却是施展本领的机会。困难对于懒汉懦夫和对于有胆识者都发生了实际关系或可以发生实际关系。帝国主义者,对于害怕它的人,是真老虎;对于敢于斗争的民族,是纸老虎。帝国主义者与害怕它的人的对于敢于斗争的民族都发生了或者可以发生实际的关系。离开了实际关系,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两重性。
二、“抽象性”和“具体性”不是实际的二重性
“抽象性”本来就是人们的认识从具体的事物中抽取出来的,是具体事物诸多规定性的一部分,无论“具体性”还是“抽象性”都是与同一个对它进行认识的人的意识有关。在实际上,“抽象性”并没有与“具体性”分离,只是人们在认识中将它们分别看待,才有了“抽象性”和“具体性”这二重性。
我们可以在认识中认为一个物体既有“抽象性”又有“具体性”,但是,这样的二重性,没有实际的关系,所以不是实际存在的。例如,对于一个人,我们可以认为它既有“抽象性”,又有“具体性”,但这样的“抽象性”和“具体性”都是没有与另外的人发生实际关系,或者不可能发生实际关系的。
所以,“抽象性”和“具体性”与上述实际的二重性是不同的。
三、劳动的“抽象性”和“具体性”也不是实际的二重性
劳动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二重性的说法始于马克思。他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这段话可以简化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抽象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具体劳动。问题是:这里所说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是什么?是另外的两种劳动吗?如果是,一种劳动是怎样与另外的两种劳动发生关系的?一种劳动与另外的劳动发生什么的关系成为抽象劳动,发生什么的关系成为具体劳动呢?如果不把这些说清楚,就断言一切劳动“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另一方面,是具体劳动”,不是没把事情弄明白就放过去了吗?这不是忽悠是什么?
如果认为这里说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不是另外的两种劳动,而是人们的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那就必须承认,由这两种角度决定的“抽象性”和“具体性”也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我们要问,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能形成价值,能生产使用价值吗?如果非要说能不可,这不是忽悠是什么?
正是因为在对劳动的看法上存在着忽悠,现有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是建立在忽悠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还是毛主席说得对:“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容不得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