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在《价值中国网》上，看到了一篇“人物专访”，被访人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先生。笔者是一口气把它看完的，这倒不是说这篇“专访”有什么精彩、独到之处，而是对被采访者的一些言论的产生和对管理理论的高见、描述实在是感到奇怪、突然，觉得其言论实在不应该出自一位留学归国之大学教授之口。另外，更使笔者感到不解的是，他认为“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对国际管理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假设、结论作出验证，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世界管理理论体系的一个推动”的说法，会使人对其身份感到怀疑。
一、从许的言论上看，可以知道，他没有从西方取回真经
在尚没有对其言论进行批判之前，笔者想首先说明的是，作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许德音先生，并没有从西方世界取回了真经。这是因为，他竟然不晓得，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科学，都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第一，空间不同；第二，时间不同；第三，由于存在上述之不同，所以导致了经济事物、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状态的不同；第四，也就更不要说不同事物、物质的不同组合。
首先是空间之不同。大家知道，相同的事物、物质在不同的空间状态下，其存在与运动状态是不同的——有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性原理为证。因此，在对相同的也就更不要说不同的经济事物、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状态进行分析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它的特殊性。君难道不知，气候可以改变农作物的属性和环境可以改变个体人的性格？
其次是时间之不同。大家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是存在时差的，就是说在同一时刻有不同的时间范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从美国回到中国后需要“倒时差”，而相同的设备、人力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其产生的效力、效果、价值不同。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难道作为博士、MBA学位的许教授不知吗？如果知道，那为何不考虑时间对管理活动的影响力？
再次便是由于空间、时间之不同而造成的经济事物、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状态之不同，也就更不要说不同物质的不同组合了。比如，一美元在美国、欧洲能够办到的事情不一定就能够在中国也能办到。比如一斤大米在中国只有一块四毛钱，而在日本却需要十四元，而同样的一公升汽油，在世界各地的零售价格均存在差异等，上述都决定不了经济事物的差异性。
如果管理对象存在差异的话，那么，面对具有差异性的管理对象，我们的管理程序、方法难道就不需要差异性了吗？如此，中国的管理、管理理论为什么就不需要具有“中国式”或者说“中国特色”呢？试问，什么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更不是资本主义管理。
那么，为什么说许教授没有从西方取回真经？这是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去看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是真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对性才是真经，而它在中国哲学界、社会学界、经济界的最高表现形式乃是邓小平先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许您会说笔者是在拍共产党的马屁，那就请您看一下下面的论述。
二、较早诞生的东西不应该是先进的而应该是落伍的东西
笔者以为，一切管理的精髓就在于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能把热带植物拿到高寒地带去耕种，因为那样违反自然规律。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问题不能绝对化，有时我们需要把热带植物移植到高寒地带去种植，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那不是“物为”而是“人为”。而科学管理的本质特征，是能够“按客观规律办事”。大家知道，规律是由物质决定的，而物质是具体的和有所指的。
试问，面对非常具体的中国经济，面对非常具体的中国企业，难道我们不采取“中国式”的管理而非要我们去模仿“美国式”，“日本式”的管理乎？也就更不要说，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所谓可以包打一切的管理模式的存在。然而，更令笔者不解的是，在许先生的言论中提出了一种观点，那就是，由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比较成熟、比较先进。
大家知道，管理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而管理理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军事战争中就已经形成，而谁又能说它们产生的时间比西方管理学晚？难道它们都比西方管理理论要先进？——尽管在它们身上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如此，一种管理、管理理论的成熟程度、先进程度又怎么能以产生时间的早作为衡量标准而非越后来产生的越成熟、越先进？
为什么说越是后产生的东西越成熟、越先进？这是因为，后者能够从前者汲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又能够享受前人的科研成果，而用中国古人的话说，这叫做“譬如积累薪，后来者居上”也。如果按照“早”就“成熟”、就“先进”的说法，请问，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不更早？如此，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是否应该向我们的老祖宗学习些先进的经济管理理论？
诚然，这也不是说，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和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就没有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而是说一种管理模式、管理理论的是否成熟、先进与其产生的时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倒是，越是后产生的管理模式、管理理论越应该是成熟的、先进的，因为“后管理”可以汲取“先管理”之丰富的营养。
三、为什么说西方式的管理理论不是先进而是衰败的东西？
笔者最不欣赏的就是，一些从西方取回所谓“真经”的人，对西方管理理论的、过分的崇拜，而不了解“今夕是何年”。笔者承认，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创造了许多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科研成果，也创造出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关于这一点，就连马克思也不否认，就不要说笔者。但是，以上绝不是管理理论是成熟的、先进的标志。
笔者以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否成熟、先进，需要具备以下要件：第一，它一定是某一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可以跨越时代的东西，落后了不成，过分先进也不成。比如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先进的，而且越来越成熟，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必定会成为“落后”的和不再“成熟”的东西，因为它是短缺经济的产物而人类已进入饱和经济时代。
可以肯定地说，生产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而在“过剩危机”此起彼伏的状态下，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虽然在企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仍然适用，且尚能够产生一定的管理学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肯定不能用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来医治“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流水线”管理法就自然成为落后的东西。
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能够医治“生产过剩”危机的管理理论，也只有具有这种素质的理论才是成熟、基本成熟和先进的东西！请问许先生，您所说的西方管理理论，能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吗？如果解决不了，您凭什么说西方的管理理论是成熟、先进的而产生于当代中国的节约、循环、持续发展管理论是落后的？
大概您还不知道，今日之人类社会已进入“资源主义”社会的伟大时代，而不再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主宰的时空。您知道什么是“资源主义”经济模式吗？可以肯定，它是“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表现为“谁拥有市场、购买力、廉价劳动力等资源谁就拥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恰恰相反，它是种“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经济”的经济社会模式。
以上，难道不是笔者为什么会说，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管理理论不是先进而是衰败的东西”的理由吗？由此可见，先生说“没有中国式管理”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啊！
四、许先生怎么知“中国式”管理不先进而是落后的东西？
通过许德音教授的言论笔者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那就是，作为归国留学生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您对诞生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管理模式、管理理论忒不了解或者说忒缺乏必要的认知了。为此，笔者为您和您所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实在地感到悲哀，当然也为您所具有、产生于西方世界、无法面对当前的管理理论而感到可怜。
作为学者、研究生导师，您应该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您应该应该知道“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您至少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国企业、中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们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结果。否则，您如何解释28年以来高速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
您也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即所谓的“黄金时代”也不过只有20年，之后便进入了缓慢的、低速的增长时期。诚然，笔者也承认，由于其底盘较大，尽管增长速度缓慢、较低，但其经济总量还是比较大的。可是，您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所以有今天，与其较先进的管理理论有直接关系。
为什么说“中国式”管理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这是因为，“中国式”管理是在曾经先进过的西方管理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者说中国人并不排斥具有先进性的管理模式的存在。比如一条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各种流水线的引进和一批批像您一样的留学生带着曾经先进过的管理理念的归国，可以说，他们都为“中国式”先进管理注入了活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来就是个不乏创新意识的伟大国度。不要说产生于中国古代的那些先进的发明与创造，即便是在今天，王选先生的激光照排系统和产生于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管理法（又称“盈基核算法”）也是比较先进、适用的东西。另外，由笔者发明和创立的“逆变管理法（又称“亏基核算法”），乃是一种专门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科学管理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