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成为了普遍地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实际上，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运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承认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国内一些人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是一个好事，中国终于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其实在他们还没有发生危机时，我们已经出问题了。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无一例外都获得了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到了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最近几年，央行发了8万亿的货币，对应产生40万亿的购买力和19万亿的GDP，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2003年以后，经济过热让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货币。这种情况东亚很多国家都碰到了。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aihuau.com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我提出，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短期内，我们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一方面，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一旦放松，可能一时日子好过了，但产生的后果会很严重。另一方面，我们机制上可以做一些放活，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尽快重新拿出来，重新启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财税政策也可以倾向性进行一些调整；还可以做些创新，比如现在浙江将地下钱庄翻明。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经济形势稳住，不要出现市场急剧的崩盘，也不要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企业倒一些难以避免，但不能伤了元气。但是，更根本性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投资）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地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双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增长方式由于依靠资源投入驱动，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不但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支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需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如果外汇政策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另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我国体制性障碍还未破除。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能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4）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社会安定。由于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本来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继续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具体来说，改革的实际推进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而且，由于农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权，就使得城市官员和农村干部能够任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以牟取暴利，而置“失地农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顾。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不良状况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多有存在。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五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改革仍需过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