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的风云吹散了《走西口》悲凉的歌声，晋商匆忙的身影成为定格的风景。贫瘠的土地、兴盛的票号、寂静的深宅大院、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深藏不露、内敛谨慎的山西商人，开辟了横跨亚欧的贸易市场。无怪乎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而真正让人瞋目结舌的是，随着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的开张，精明的山西人巧用政府关系，不仅控制了几乎整个国内资本市场，而且还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东京、横滨、大坂、加尔各答晋商皆因利而往。晋商身上透出的进取、敬业、群体精神让人叹服。“仁、义、礼、智、信”深深浸入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造就了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美誉。激荡的政局，传统保守的性格，居安不能思危的心态，却又决定了山西票号是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流星。
泪流西口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可是元末明初山西已成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灾区。当地人这样描述，“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生计难以维持的现实，逼迫山西人下定走出去的决心；穷山恶水的情境让山西商人有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往哪里走，走到哪里，成为山西人走出去的首要问题。明代“开中制”的实施，为山西人群体出走指明了方向。西口也成为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最初的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山西商人就可以到达内蒙的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新疆、关东。“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当地人如此形容杀虎口的险恶，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晋商走出去的脚步。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开始了背井离乡近乎流浪的逐利生活。不计其数的山西人出去了，从此杳无音信，生死两茫茫；屈指可数的山西人回来了，衣锦还乡，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盖起了最耐人寻味的房子，行使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至高权力。
明代“开中制”的实施，迫使晋商迈出走西口的第一步。明朝初期，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不时骚扰北部边区，成为明政府的心腹之患。明政府在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边关设立九个重镇，严防死守，军队供给却又不堪重负。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政府开始采用“开中制”，让商人运粮到边疆，用粮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销售，获取利润。山西人有地理之便，又有经营盐业的传统和经验，这就成为晋商发展的一个契机。然而山西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长途跋涉，风霜雪雨，路上还不时杀出强盗、山贼，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用血泪筑成的盐道，讲不尽晋商的满腹悲苦，可是无数的晋商就这样走着，直到走出一片用金银堆砌的更广阔的天地。盐是当时获利甚高的行业，晋商由此势力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明朝中期，直接用银子换盐引的“折色制”推行，促进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就山西而言，盐业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晋商从盐业转向多种经营。走西口成为晋商在北部边境从事多种商品的贸易活动。
清朝，晋商成为旅蒙商的主力军，随之兴起的是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先有曹家，后有朝阳”之说。在走西口的过程中，晋商迅速暴富，例如现在人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山西成为富豪大户的聚集地。
汇通天下
在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山西人却格格不入，反而对“学而优则商”情有独钟。义无反顾投笔从商，弃官从商的事情发生了，这其中不乏清朝的举人老爷。当地有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一流的子弟从小读书然后投靠字号，使得当时山西商界活跃的都是精英。可是不专注于做学问，晋商却将深厚的儒家文化融入经商之道。信手拈来的经商三字经,“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戒奢华……”让人久久回味。
日升昌，这个名字本身包含着大掌柜雷履泰的良苦用心。“日升昌”的繁体写法是“日昇昌”，三字顺读、倒读均为“日日升”。日升昌日后也正如雷履泰期望的那样日日高升，不仅为雷履泰和东家赚得盆满钵盈，而且还赢得“天下第一号”的美誉。更让雷履泰喜出望外的是在他70大寿时，同仁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字，这在平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成为他一生功业的总结。
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过去起标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北京和山西之间试行汇兑办法，效果很好，于是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这是国内第一家票号，开始对中国的金融业施加影响。
标榜信义是票号的立身之本，日升昌的金字招牌含金量就在这个信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就占北京，许多王公贵戚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享受惯了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们耐不住车马劳顿之苦，便迫不及待地前往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洗劫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薄，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是否承兑，成为两难的问题。最后，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决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可是晋商就是硬咬牙挺了过去。
战乱过后，当山西票号在北京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清朝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就存在了山西票号。所有山西票号的银两折合起来，竟达8亿两之多。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 “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
“日升昌”在商业上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在当时极为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股份之制，两权分离更凝聚；同舟共济、天时地利人谐和”。票号的东家为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了地使用了人身顶股制。即员工可以用自已的劳力作股份，与东家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票号的分红。票号采用东、掌合伙制的管理形式（经理负责制）。财东凭信文出资聘请掌柜（经理的俗称）。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人选进行严格的考察，确定其有所作为、能攻能守、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此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经营决策、分号设置、职工录用、人员调配均由掌柜决断，与财东无关。通过人身顶股，票号内部所有员工的利益和票号业绩，业务发展被紧密相连。可以说顶身股把员工和票号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竭力，从而促成了票号内部经营管理、服务态度、业务素质的全面改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人才，从而为日升昌保证了人才的后备力量。
日升昌全盛时期分号达35处之多，分布在全国18个省份，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还与当时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美国华旗、俄国道胜、德国得华以及日本正金等银行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其业务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年汇兑额达3800万两，真可谓“汇通天下” 。随着日升昌的生意日渐兴隆，一时间国内开设的票号如雨后春笋，“蔚丰厚”、“日新中”等票号纷纷成立，并广设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据统计，当时全国票号51家，而山西票号就有43家，平遥票号22家，要在今天，平遥当之无愧为“中国的华尔街”。
一声叹息
1914年（民国元年）的冬天，在呼啸的寒风中，金融界的风向标日升昌黯然倒闭。紧锁的门前，只有漫天雪花飞舞。人们禁不住想问，金融界的风将往哪个方向吹？无人能答，因为风光不在，日升昌不在，雷履泰也不在。
1900年那一场承兑风波到现在已经有14个年头了。14年前，日升昌还是一个胆小谨慎的民间票号，就是那一年，日升昌和朝廷忽然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可是这一切带给日升昌的除了声名显赫还有更多复杂的东西。直到关门歇业这一天，日升昌的当家还不知道怎么断言，可是日升昌确实垮了，和清政府共存亡。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分外密切。票号为清政府捐纳军饷提供服务，汇兑公款，解缴税收，并充当了部分省关财政金库，就连清政府对外债务的还本付息，及庚子赔款的汇解等，也由票号办理。票号成了清政府后院的金库。辛亥革命的到来和清政府的垮台，票号的业务大为减少，发展基础受到空前削弱。同时，国外银行对于中国版图的进入，国内一些资本规模较大，业务种类较多的银行的兴起，加上票号自身规模和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过小的限制，由票号而后银行演进的轨迹便猝然中断。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无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动荡的政局，内乱的环境，票号万两银子经常一夜荡然无存，付之东流的是几页已无价值的白纸黑字。对于靠信义起家的日升昌，这无疑是最大的悲哀。
日升昌的灰飞烟灭，和雷履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日升昌倒闭在后，雷履泰过世在前。“身前莫问身后事”，对于日升昌不然。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为毛鸿翙。起初二人相处融洽。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根基日臻巩固，雷履泰惟我独尊，独裁专断，从而引起毛鸿翙的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鸿翙辞职。当时，蔚字号的财东侯荫昌正拟组票号，立即聘请毛鸿翙为总理。“日升昌”与“蔚丰厚”的激烈竞争，无异于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晋商博大宽厚的胸怀，孝梯和睦的群体精神荡然无存。让人假想，若是毛鸿翙不走，雷、毛二人精诚团结，日升昌的结局又会怎样？
两千多年的古城，沉淀了太多的历史，贫瘠的大山遮住了晋商敏锐的眼睛。走西口的路越来越远，谁料想这竟是一个圆，走出了大千世界，又走回了深宅大院，只留下这古城旧事和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