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战略背后的战略：首善》
在马陵之战450年之后，历史再一次重演，东汉大将虞翊与羌兵在武都对阵时，兵力处于劣势，但其认识到羌军多疑，不敢与汉军的大部队交锋。 于是便令全体官兵在前进时每人挖两个灶，并逐日倍增。羌军暗中数灶，以为汉军援兵已到，吓得不战而退。 孙膑的“减灶法”和虞翊的“增灶法”虽然做法相反，但都是根据敌情而做的灵活应变。 与此相反，如果在解决各种问题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死板僵化，不管客观情况发生多大变化，只按老观念、老办法行动，以为真有什么谋略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必遭惨败。 马谡即是其中一例。他“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可是，在街亭之战时，却违背孔明的命令，将营寨扎于山顶，生搬硬套韩信在井径口背水列阵，大破赵军的做法，以为只要受敌包围就可以收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面后生”的效果。 却不知情况已经变了，当司马懿断其汲水之道后，蜀军即自乱阵脚，溃不成军，最后大败而归。孔明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马谡死读兵书，生吞活剥，不知变通，失败并致身亡是必然的。 在《孙子兵法》全书13篇中，也都渗透着因变制变、因变制胜的思想。孙武在《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是点睛之笔。 每个企业、组织或个人都会面临一种大的局势。这种大的局势，也就是指在外在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机遇；或者是企业、组织或个人自身发展中面临的机遇。 这里的势就是罗贯中的那个“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势。 孙中山先生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的“大势”也完全符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如果不知灵活应变，因时应势而动，这种“时代的机遇”，也可能会变成“时代的灾难”。 “时代的机遇”的典型案例如成长阶段的华为，以及赶上网络经济新浪潮的盛大。任正非就承认，华为过去的成功，机遇的成分更多。他曾经说：“华为成长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正从一个落后网改造成为世界级先进网，处于迅速发展的大潮流中。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没有经历惊涛骇浪、洪水泛滥、大堤崩溃等危机的考验。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时代的灾难”的典型案例如王麻子剪刀、天津狗不理包子等的衰落，还有如汽车取代马车、电脑替代打字机等都受到了时代大局势的影响。 在首善法则中的“变”，并非指政治上的倒退，道德上的沦丧等卑劣行为。 这种变不是投机。投机者多用不正当手段，只要有利于一己之利或所在小群体之利，什么手段都可使出来。投机者往往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信奉“有奶便是娘”。 旧中国的军阀就几乎都是投机分子。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一生数易其主：
1895年他到小站投靠袁世凯，袁死后投靠冯国璋； 张勋复辟时，他积极参与，复辟失败后立即翻脸不认账； 冯国璋死后，他投奔直隶的曹琨、吴佩孚，但又与段祺瑞的皖系拉拉扯扯； 与直系闹翻，被曹、吴赶出湖北后，便极力巴结张作霖，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被赶回东北，王占元摇旗一变，又重新巴结曹、吴，出任陆军检阅使。 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后直系惨败，张、段对其所为渐生反感，于是失去活动余地。北伐战争爆发，王占元彻底销声匿迹了。 王占元虽然也懂得在形势发生变化时随之变化，但他走向了极端，成了投机分子。所以，首善思维中的“变”并非绝对，是“顺势而为，因势而变”；它所要做的就是要在大局势下抓住这种机遇。 所谓“天时”，“顺天乘时”，是一种最顺利的成功路径，特别是对于相对弱小的个体来说，改变环境的作用可以忽略，把握机遇对成功具有更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