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发票改革 尽快改革增值税救企业、救经济



   从G3经济区(欧、美、日)到新兴市场,从美国、匈牙利到巴基斯坦,所有的国家都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全球信贷市场仍然紧缩,大宗商品交易价格下挫近半,全球衰退不可避免。

 

    我国终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阻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1 日联合发布通知,将从2008 年11 月1 日起再次调整纺织品服装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10月22日晚,财政部与央行出台房贷与房税新政,以阻止房地产交易急剧下滑的势头,10月23日,媒体传出消息,财政部9月初提交的千亿元减税规模的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减税规模保底为1500亿元,有望达到2000亿元,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系列救市举措是救市场、救企业、救经济的应急之举、必要之举。面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各方必须放弃救市或者托市之争,抛弃政府不应救市的书生之见,参与全球救市行动,保住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让中国受全球经济下滑的大害。

 

    笔者早在一系列文章中以数据说明,中国经济下滑势头迅猛,从用电量来看,GDP已降至9%以下,沿海中小制造企业的倒闭风潮已经蔓延至上游资源性企业,导致中国资源性产品价格全面过剩。同时,美国信贷继续紧缩,商业票据迹近断流,全球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从外部冲击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

 

    与紧急救市相比,更为急迫的是,救市举措应成为中国基础制度改革的契机,为中国企业与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提供空间。企业增值税改革就是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改革,短期可为企业降负、增加工商企业投资积极性,长期来看可以提振内需,配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增值税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从2004年7月起,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开始试点增值税转型,2007年7月起又延伸到中部六省26个城市继续试点,但年年说改年年难以推广,主要是增值税在我国整体税收中所占比重过大,牵一发而动税收半壁江山,也因为我国的征税手段较为落后,而生产型增值税是最为简便的征税方式。

 

    为了迁就落后的征税手段,难道我们就必须维持落后的税收体制,向企业业重复征税?全球90%以上的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难道我国的征税手段与税收人员素质落后于90%以上的国家?这显然说不通,关键是有关部门有没有让利于企业、让利于民的决心和勇气,是改革的动力何在。

 

    增值税改革的核心是企业购买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可以在当期销项税中扣除,缩减增值税税基。这将导致税收下降,但仍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国家税务总局对中部六省的26个老工业城市、12000多户企业进行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到去年底为止,一共为这些企业抵退增值税仅34.5亿元。即使减税冲击达到千亿元人民币以上,与披露方案的减税规模保底为1500亿元,有望达到2000亿元相近,以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比GDP增长更快的全国财政收入5.13万亿元而言,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增值税发票改革 尽快改革增值税救企业、救经济

    增值税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我国据测算的隐性税负高达30%以上,增值税只对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征收,导致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平台;增值税税率档次多,政府对于不同企业出台重重叠叠的优惠政策,导致税负的法律严肃性荡然无存;由于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使地方政府惟提高投资与GDP为能事,而对于促进内需、促进消费兴趣不大,因为消费税进项远远不如增值税。

 

    税收是重要的经济激励举措,正确的激励可以促使企业将市场与消费者当成上帝,而错误的激励则会让地方政府与企业将一味生产无视污染。从1994年税改以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形成了重政府、轻居民、重生产、轻消费的格局,长期以往,拉动内需将成一句空话,不当的税收政策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造成负面影响。

 

    坏事变好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我国基础制度改革的契机。只有推进增值税改革,才能拉动内需,促进工商企业投资,让政府与企业重视消费。

 

注:有很多时候,事情逼上来了,才有动力去做,因为不做不行。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有好处。否则,增值税改革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虽然今天这个报道仅是个消息,未必开始。这样的好坏转变,让人哭笑不得。

    改革税制很难,要实现税治更难。英国市场发展与税治密不可分,中国没有税收传统,只有缴皇粮传统,缴进来的就是自己锅里的,当然不可能、不愿意让出去。

    再说,财政部已经开始呼吁税收下滑,今年地震、金融风暴一来,原来增加的行政开支变少,就算是在过苦日子了。

 

    朋友吴木銮撰文,集合最近报道,再说中信泰富数疑点。

    第一,披露是否及时的问题,这涉及程序是否合法。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公司在9 月7 日已经发觉外汇合约有巨大损失,但是到10 月20日泰富才公布消息。而该公司的高管事实上兼任香港证监机构的公职,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港交所的规矩。第二,消息披露不全,涉及到实体方面。其实在9月中旬泰富曾就收购一汽丰田做了公告,但是坚称公司经营“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第三,如此巨大的外汇合约,不可能仅是财务负责人所为。泰富所涉的交易说起来很复杂,事实上比较简单,就是赌澳元会升值。但是,在泰富做出这个交易时,澳元是处于历史的高点,此后就一直下跌。而香港市场的传闻是,在泰富购买该产品前,已有企业为之亏损。而向泰富推销这个产品是澳洲麦格里银行,而麦格里与中信泰富关系密切。两家机构在香港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大厦内。

    星岛日报称,中信泰富今次爆出炒卖外汇劲蚀逾百五亿,要由北京中信集团代筹十五亿美元渡难关,及由中信香港承担六千多万元损失。这已是中信泰富主席在十一年内两番由北京中信集团施援手。昨日是因公司买卖外汇衍生工具损手,而在九七年,当时借入九十六亿元向中信集团购入中信泰富股份,以图增加在公司话事权,可是当年十月股灾爆发,中信泰富股价下滑,荣智健抵押股份融资,有被斩仓之危。当时幸得中信董事长王军出手,为中信泰富管理层填孖展数,又增持中信泰富,才令公司渡过难关。

 

    丛诚先生来信,认为房地产商会趁新政刺激性反弹出手,所以交易量增加,而价格不升,甚至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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