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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和编委侵犯名誉权并索赔3000万人民币一案出现转折，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决定将索赔金额降为1元人民币，解除对两记者的财产冻结，并追加报社为被告。31日晨，鸿海集团全球发言人丁祁安称，我们这群拿榔头的，比不过拿笔杆的。虽然鸿海是一家庞大的企业，但是在媒体面前是多么的渺小。（8月31日《成都晚报》）
丁祁安先生过谦了！在这场让人惊悸的大剧中，你们手中的榔头举得很高，且足以砸碎手无寸铁的记者们手中的那杆秃笔。对倍受物质与精神双重煎熬的记者翁宝和王佑来说，此时的确该长长地舒口气了！翁宝在得知这一索赔狂跌的消息后，在电话连线时一直不断地强调对郭台铭的敬意；而王佑还流出了欣然的泪水，她说，她已将这一惊天喜讯很快告诉了爸妈,她妈妈听后特别高兴。
手搭凉棚循这个集中暴露问题的典型标本望去，解剖的时机已到，查找和铲除痼疾的条件似乎已具备时，一道超乎人们设想的大门突然又人为地关上。富士康举过公众头顶的这根3000万的“索赔魔杖”，瞬息万“秀”为一记轻如绵絮的“柔锤”，在单个记者面前，的确很容易换回当事人的“敬意”和“欣喜”。然而资本之朝秦暮楚的“示强秀”，却非常清晰地晒于公众的视线之下。
所以，“3000万跌至1元”并非媒体的共同胜利，相反，由于 “情节”的过余突兀，使得它并非是一个利好讯息。原因不是在于“天价索赔记者大案”的本身如何跌宕起伏，也不在于富士康、媒体、公众、网民之间的理性亦或感情的空前热烈地博弈。而是在于这起案件，非常集中地反映了现有法律、法规的部份缺陷，以及我们社会的资本伦理、公民正义、媒体精神的亟待走向成熟。
我们担忧的是，司法界的理念和意识偏见以及法律、法规于相同案件中的疲沓设置和解释缺陷，会不会在这次虎头蛇尾的案件中悄然走开？司法要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当然也包括了在中国土地经商的老板，它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最挺实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在保护单个弱势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上，它担当的公平、正义的天然情怀尤显重要。颇为遗憾的是，在“法律白条，维权踟躇”的今天，倒是“法力无边”的影子在查封公民财产时表现出的蹊践急迫。
即便我们对法律行为不应作动机猜测，但对于那些侵犯劳工合法权益，“血汗工厂”在我们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很嚣张时，且还在延续。我们依旧难寻劳动法守护者的维权大棒舞动的影子，几乎感觉不到法律惩罚的天威。相反，司法在“资本”的淫威或诱导面前，这种近乎以侵权的方式“维权”，以查封公民财产为恐吓手段，重创个人的行为竟可以成为现实。试问：有关司法机关在审查起诉时，真的难窥资本“示威秀”的意图？
应该说，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天价索赔”案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泛滥的情感泼洒，也毋须公共道义谴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社会的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情权是否得到立体性法律保障，需要校正的是司法形态是否在强大资本面前出现过“偏心”。显然，这次事件是对这些问题的全方位测试。3000万元降低1元的本质没变，暴露问题以期解决问题的步子不能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