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企业家或企业的最高经营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企业家或企业的最高经营者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企业的经营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企业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企业竞争行为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企业家或企业的领导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19世纪20世纪初那个时期，人们从纯理性主义的泰勒和其他科学主义者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企业经营的秘密；到了20世纪中期，又产生了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Peter F. Drucker和斯隆出色地加以利用；在21世纪的现在，人们仍然迷信Peter F. Drucker和斯隆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 汤姆·彼得斯 （Tom Peters），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成功学，其地位介乎克劳塞维茨和西尔·拿破伦之间。造成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营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70年到1988年的经营的有限性，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就不止一次的说过日本的企业是没有战略概念的，在西方也开始了对安氏战略的怀疑，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美国（当时当然现在的美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企业的经营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企业的经营潜力较之竞争行为、工艺科学较之经营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有效性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 事实的结果是：前美国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日本。两大强国企业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层面的干预下，开始了所谓的本地化运动，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美国人在1970年来遭到竞争上的失败，但日本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日本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儒学主义和功利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80年代里，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汤姆·彼得斯 （Tom Peters），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事实很多美国学者都顽固的认为未来的管理是纯粹科学的，是一系列的管理工具的使用的）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中国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中国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管理工具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工具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曾鸣和芮明杰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企业家，都不曾产生影响，我们的企业家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层面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新经济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日本经济的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企业经营甚至国家经营的一切现象。（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研究是很具代表性的，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7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