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以下事实非常明白:科学所研究的是那些能够认识、从而能够言说的对象。那么,在那些无法认识因而无法言说(不管是原则上如此,还是对我们这样的人类才如此)的东西那里,情形又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方法论学者们意见纷纭,他们可分为以下三类:(1)第一类,其主要发言人是柏格森和雅斯贝斯。他们以及其他许多哲学家(其中多半属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认为,不可言说者虽然无法言说,也就是说,无法用具体客观指谓的符号进行描绘和交流,但可以借助一种不具有客观内容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把握。柏格森主张实在的最重要成分只有通过直觉才能达到。这种直觉的内容无法向他人传递,但借助某些意象可以表现得使别人也能体会。因此,柏格森的著作中找不到现象学描述、找不到论证,只有一些用来激起直觉能力的意象。雅斯贝斯也说他的话无所意谓,它们只是一些指示物,为那些想在不可言传的存在经验中同不可言说者相遇的人们指点路径。对上帝这个最不可言说者来说,不再有其它符号,只有密码,它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不具有任何客观的语义功能。(2)另一类思想家所持的立场恰好相反。把这种立场表述得最尖锐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凡不可言说的,应当沉默。对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来说,言说意谓着使用具有客观内容的符号。在这些哲学家看来,不可言说者是不可能言说的,因为根据定义,它是无法言说的。以一种音乐风格来谈论或许可取,但还是什么也没说。使用语言的最大危险之一就在于,一些看上去总说着什么的语词实际上却只是感情上的力量,什么东西也没说。

(3)最后,还有一类思想家,他们虽然原则上承认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但并未由此而断言哲学家只能局限于完全可知的对象。这类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探讨非理性之物的N。哈特曼和主张用类比来认识上帝的托马斯主义者。哈特曼相信,虽然确实着无法认识因而无法言说的非理性的东西,但这些非理性之物(他叫作形而上学之物)总是一个方面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我们不但能够确定非理性之物的界限,而且能够对它加以探讨,其办法是阐述一些始终与之伴随的二律背反。根据托马斯主义的类比理论,虽然上帝的本质非我们的知识所能及,但我们仍然能够利用类比法给他加以某些谓语。比方说,我们固然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上帝想些什么,但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同人类的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存在某些类似之处的。由此引申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上帝设想的种种关系与我们凭经验认识到的关系,是相互同态的。显然,哈特曼和托马斯主义者的工作并不是要言说不可言说者,而只是想言说它的能够言说的部分。 本贴力求客观、如实地介绍西方当代哲学家的方法论思想,我们重点讨论的是思维方法,应该属于一般方法论的范围。当代方法论告诉我们,各种思维方式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是作为思维的各个侧面互为补充。一种站得住脚的当代哲学不应当拒绝任何方法,这尤其是因为,从方法论就可以知道,要达到一些有效成果是多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