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于高考来说,它对人的才能的窒息作用显而易见,但它的存在又是那么合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如果没有它,就难以保证高校招生的社会公正性。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因为腐败严重所以不得不需要窒息人才的考核形式。是权力腐败使人们的才能不得不屈从于最绝对化的(将本质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形式主义,正是这种腐败,使本来对人才成长与才能发挥具有很大窒息作用的评价方式,反而被认为是最合理最必不可少的方式。所以汪丁丁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既有体制所做的一种辩解是这样的:如果废除现已确立的全套考核指标,我们怎样保证比较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呢?难道我们还能寄希望于那些只懂得抄袭和剽窃且有能力逃避惩罚的教授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吗?不错,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这体制培养出来的学术群体早已积重难返,早已病入膏肓,所以我们才不得不依赖目前尚可使它免于彻底崩溃的这套考核指标。"这种"病入膏肓"的局势不能得到扭转,所谓"创新"有何指望呢?想通过"创新"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又有多少可能性呢?"如此延续我们对既有制度的依赖性,后果将是彻底绝望的。因为我们将继续压抑学生们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继续依赖既有制度,直到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的枯竭和心智的老化"。绝对形式主义的评价方式当然最适合于混世魔王,因为他们善于投机取巧,从而从国家手中骗去资财,富裕自己,但国家与公众却将为这种人的投机钻营行为付出深远的代价。当一个善于应付考核指标,善于造假而获得博士、院士等等的名头时,他所无偿占有的公众资源就非常大了。因此在这种"病入膏肓"的考核方式下,博士越多,公众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也将越多,国家实力也将损失越多。――黄焕金】
古今中外,凡资助学术者,当然需要颁布且实施一套考核评价被资助者的学术业绩的制度。试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三类资助制度为例,其一,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所要奖励的学术努力方向。其二,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申请资助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三,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一套宗旨并委托某一委员会遴选优秀学者,最著名者如接受瑞典银行委托之"诺贝尔委员会"。最困难也是最需要探讨的资助制度,是上列第三类。其效果如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委员会的生成规则与决策规则,还依赖于委员们的学术判断力、知识结构、责任感、人格与社会名望等因素。根据知情人的分析,国务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大都具备当时最高的名望与学术判断力,但这一委员会却逐渐嬗变为今日许多大同小异的官僚机构之一。
如果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的超常规增长,来自既有利益格局的金钱和权力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力量而言占据了主导位置,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仅仅指责学者"丧失良知"而对诱使学者良知丧失的主导力量不加指责呢?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大学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大学教授的福利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官僚们的偏好与青睐,学生的知识结构日益维系于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导致创造力源泉枯竭的官僚化的考核指标。
为既有体制所做的一种辩解是这样的:如果废除现已确立的全套考核指标,我们怎样保证比较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呢?难道我们还能寄希望于那些只懂得抄袭和剽窃且有能力逃避惩罚的教授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吗?
不错,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这体制培养出来的学术群体早已积重难返,早已病入膏肓,所以我们才不得不依赖目前尚可使它免于彻底崩溃的这套考核指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此延续我们对既有制度的依赖性,后果将是彻底绝望的。因为我们将继续压抑学生们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继续依赖既有制度,直到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的枯竭和心智的老化。
(作者汪丁丁,原刊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