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增速下降，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反差强烈的数据激起各方不满，要求降税提振内需、发展经济的呼声成为经济界主流声音。
8月14日，财政部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因素，并非国家从制度上加重税负的结果。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台了很多减轻企业或个人税收负担的税收政策。
综合来说，我国税负目前存在政府财政收入过高、制约市场经济发展；宏观税负过重，影响内需消费；税费改革滞后，公平性匮乏等弊端。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只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一骑绝尘，已经从1999年的1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5万多亿，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三者中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仅以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而言，国家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3.27％。相比之下，企业收入远不能与之相比，而居民的收入，据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也只增长10％左右。
不论财政收入增长是什么原因，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居民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与居民税赋过重——过重的税负使企业难以应对高成本与转型的压力，在目前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关键时刻，企业无以应对。居民税负过重是内需迟迟无法提振的原因之一，虽然有关方面强调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但目前的社保水平完全不足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工资与财产性收入之低，使人们在通胀的情况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财富缩水，还不得不把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财政收入过高，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样让人存疑，无法保证财政收入在社保、在国家大项目中的使用效率。政府的行政费用、每年的部门费用节节上升，征税成本居高不下，都是公共财政低效使用的佐证。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总量来衡量宏观税负，其基本在20％左右，这一比例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之下。其中的玄机在于，政府全部收入还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加总后占GDP的比重才能看出真正的宏观税负高低。
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这样的税负水平已经赶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
为了应对税负过重的痛苦，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企业减少投资、居民减少消费，或者企业与居民普遍合理避税，甚至偷逃税，以法不责众作为推卸惩罚的武器。这样做的结果是双输：企业与个人如果选择前者，对于中国经济会产生长期而严重的负面影响，将把中国经济绑定在出口与投资的旧模式上；如果选择后者，那么，以宪政税制与依法纳税的现代法律与经济制度就无法确立，整个社会处于执法过苛、视税法如儿戏的尴尬情境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没有降低基尼系数。在原税种条件下财政超收，说明企业利润增加和高收入人员增加，说明垄断企业、金融企业以及高收入人群在扩张，这些扩张是以降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垄断为代价，可谓得不偿失。
税收政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增值税等重复征税不改，税费混乱情况不改，高额税负不改，中国真正市场化的成长性企业不可能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以增值税转型为契机刺激经济
2008年09月03日现代快报
股市楼市是实体经济冷热度的风向标，在上半年尚属漂亮的经济数据出台前，股市楼市率先走入下行通道。当时，股市楼市价格下挫被认为是抑通胀、挤泡沫的成就，现在可以下结论，这很可能是一轮经济下行周期的开端，是导火索。
7月份的经济数据开始急转直下，去除价格因素后，实体经济下行非常明显。各方频频出招，要抢救中小企业，其实是抢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不过是实体经济中受伤最深的一群罢了。
我国经济在上下游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长期以来维持危险的平衡，以巨量而落后的中小企业，维持上游企业的盈利空间。现在，由于下游受汇率、信贷、消费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上游盈利空间压缩，甚至出现巨额亏损。如果再不刺激经济，衰落的将不止是股市和楼市，而是中国实体经济。
可见的刺激经济的方案有，以政府隐性信用作担保，向中小企业放贷2000亿元人民币；据称具有减税1500亿性质的增值税转型方案很有可能明年年初开始实施（9月2日《现代快报》）。据此前财政部测算，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将导致财政减收1500亿～2000亿元。由于中央财政将承受压力，财政部迟迟没有在全国推广。而当前财政存在较大盈余，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创造了条件。不仅中央政府，为了帮助制造企业转型到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也对迁移企业实行了降税免费等措施。
这些刺激经济的举措中，对于中国经济有长期利好作用的是增值税转型，我国生产型增值税不仅有双重征税、加重税负之嫌，同时妨碍了税收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过度，行政收费过多、消费税无法真正建立。目前在东北与中部地区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是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一波动力的，中国的经济动力由市场选择，而不能由政府指定。而降税政策为增值税全面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有关方面不能以财政收入下降为借口，拖延改革大局。
向中小企业放贷的刺激举措，由于违反不同企业由不同贷款机构满足所需的市场规则，恐怕难以起到什么作用。民间借贷市场与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市场，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有关方面有必要从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放行民间信贷的办法，解决困扰中小企业至今的融资难问题。
更重要的是，有关方面在挤压资本市场泡沫时，要采取稳步推进的办法，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路径依赖，必须逐步松绑，让企业寻找到除了房地产、大项目投资之外的新利润增长点，休克疗法最终只能是玉石俱焚。政府如果再不正视资本市场的下挫，将加快实体经济的下挫速度。如果实体经济下挫，楼市与股市的稳定就都是痴人说梦。
注：两篇文章关于税收，英才杂志的文章一月前写成。凤凰卫视9月2日采访。税收改革，不仅是降税的问题，而是税收体制的全面改革。我国目前的税收体制适合于大政府、高成本，并不适应市场经济。增值税改革是第一步。现在以税收优惠的政策在东北、中部地区试行，拉动当地经济初衷不错，但使当地国企起死回生的目标是错误的，不可能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