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摩根士丹利现任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撰文，质疑中国忽视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胀的危险，以剥离结构性通胀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率”指导和制定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举措。这显然又是一起国外投资家忧心中国经济形势、规劝指导中国金融政策的事例。
其实，罗奇的观点很简单：中国要重视8.7%的年通胀率，不要以为近90%的通胀率能归咎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就得出“输入型”通胀的结论；中国的通胀不是“结构性”的，紧缩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是“错误的建议”。至于罗奇的论证，则是依据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性经济危机，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没有实施货币紧缩政策，最终为保罗·沃克（Paul Volcker）所取代，后者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
中国该不该以“核心通胀率”指导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到底是“结构性”、“输入型”，还是“全面性”、“内生型”？中国要不要走货币紧缩这条整治“通货膨胀”的老路？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到底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
这些问题也许都是大得不得了、玄而又玄的经济问题，回答对了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但是，我却想跳出困扰人的经济难题，用所谓的“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些金融“悖论”。
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因，首先受制于大豆、豆油、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随后又受制于猪肉、化肥、石油等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而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决定权，除了猪肉，都不在中国资本的掌控中。或者说，这些商品的价格形成绝不是中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甚至不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的力量所能左右的，跨国投机资本的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尽管美国自己的市场监管部门否认类似的结论。2008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在供求对比明显供过于求的基本面下大幅暴涨，中国、印度等大米生产国只有关闭国际贸易一条路方能避免输入型价格上涨威胁就是明证。单纯大米生产国的“有限供给”的实盘已经无法对抗投机资本的“天量需求”的买盘，尽管投机资本家们根本就不想消费仓库中的大米，大米生产国和消费国都无法影响和决定大米国际价格的走向，就如同无法左右石油期货价格升到147美元/桶一样。
商品价格，正在脱离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转而随投机资本的意愿而起伏波动，这个结论是我们认清今日中国（或全球）所谓通货膨胀实质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制定国内金融政策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汇率的时强时弱、石油的大起大落、农产品的忽高忽低，都不过是投机资本或金融寡头滥用铸币权所赋予的货币支配能力，或能源寡头滥用产业支配地位所赋予的资源生产能力，动用足够多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源任意翘动国际期货市场价格杠杆的结果。
也许有人把投资资本理解为某几个投行或某几支基金，而不肯相信他们有这个资金实力控制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和理解到国际金融市场二百多年间始终处于英美金融寡头和石油寡头的联合掌控之下的事实（详见《货币战争》和《石油战争》），我们就能够体会今天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不是由于供不应求，而是美元有意识地滥发所导致的热钱资本洪流在到处兴风作浪的结果，这跟经济理论、国家政治、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等等没有一点关系，有的只是资本的永无止尽的贪婪和吞噬一切的野心。在他们挑高商品价格、制造通货膨胀后，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各国政府以“货币紧缩”政策相应对，这完全符合二百多年来金融资本家们“放水养鱼、抽水捞鱼”的一贯做法，这“水”就是货币，而这“鱼”就是企业和人民，现在更包括了国家。只不过以前，英美金融资本收拾的是他们本国的“鱼”或经济圈内的“鱼”，而现在则变成全球的“鱼”或甚至是国家（如中国）。
罗奇有一点不诚实，他说，“上世纪70年代的美联储没有正确地领会实际利率的概念”，其实，对金融货币与利率真正有研究的是英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尚不知道银行、债券、股票、期货为何物的二三百年前，英美银行家们已经能够利用各类金融创新，合理合法地把社会财富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而不虞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指责，更逞论今时今日！
中国是否按照史蒂芬·罗奇的“忠告”修正自己稳健的货币政策，升斗小民是无从置喙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在经济形势越发严峻的2008年和2009年，如果中国走紧缩银根治理通货膨胀的道路，那么不仅30年来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通通要死在里面，而且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绝无理由独活，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民经济的凋零和国内消费的萎缩必将无从吸收重化工业的产能，中国将重演1978年“改重（工业）为轻（工业）”的旧路，而使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济积累和结构调整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当然，随后外国资本如何进入中国收拾“旧山河”就是后话了，罗奇们不会“大声地说”，他们只会“默默地做”，就象他们收拾中国金融业、采矿业、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