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全球范围看，银行业对外开放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开放和竞争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有利于推进产业转移，形成更高效率的国际分工和竞争。银行业也不例外，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开放有利于促进本国金融业市场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银行业的开放在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银行业的有序、适度开放有利于推动国内银行业的资产重组和市场化改革，提高国内金融稳定性，促进国内银行业创新与竞争，优化国内银行业结构，提升国内银行业服务水平和效率。
同时，银行业对外开放必然需要付出成本。银行业的开放不仅可能导致本国银行业市场份额的减少，而且，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的稳健往往事关一国的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在发达国家银行业占有较强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开放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失去对本国银行业的控制，对国内信贷结构、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看，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实际上，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中大国转型经济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成功案例。同时，目前我国加入WTO金融业对外过渡期也已结束，今后中国将根据加入的承诺，在WTO 规则内推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这为中国下一步银行业的开放大体规定了路径和政策约束。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银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命脉产业，而且，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发展轨迹，这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也更为复杂和特殊。因此，中国银行业固然要履行承诺、扩大开放，并应在开放中充分借鉴和吸取各国银行业开放的经验教训，但更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符合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特殊要求的银行业开放道路。自1996 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以来，我国银行业掀起了一场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热潮，在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纷纷寻找境外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2005 年6 月至7 月，美洲银行以25 亿美元的出资额持有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淡马锡控股公司以14166 亿美元获得该行5.1%的股份；2005 年8 月至10 月，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淡马锡控股公司、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相继购入中国银行的股权；2006年1 月，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以3718 亿美元的总出资额取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权。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引进的外国投资者应明确定位于战略投资者，以借助于其品牌效应，改善中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提升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然而，从参股后的情况来看，现实与预期相差甚远。目前的商业银行引资格局不仅呈现"财务投资者众，战略投资者寡"的特点，而且从引入的投资者的身份来看，可谓是“来者不善，善者未来”。而且我国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管存在不完善之处。从目前关于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立法体系上看，法律法规层次太低。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更侧重于对新设银行的规定，而对参股这种形式规定很少，关于外资银行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许多条文都是通过领导人讲话的形式出台的，这种口头的方式不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也是造成各方对许多条文异议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战略投资者短期财务和投机行为的监管和惩治，目前尚存在政策空白点，对于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机者缺乏一套完善的预防、约束和退出机制，从而降低了战略投资者的违约成本。
银行业开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实践证明，中国银行业改革既不能在封闭环境下靠对原有制度进行缝缝补补来完成，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投资者。银行业开放往往与银行业对内开放、利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完善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以及金融生态建设等相关改革密切相关，银行业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借贷文化和监管能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必须系统考虑国内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状况，否则，即使采取渐进式改革开放，对国内银行业实施必要的保护，如果缺乏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银行治理结构，以及良好的借贷文化、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银行业开放仍然可以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银行业的开放和与银行业稳健运行相关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改善金融生态，完善国内银行业的运行环境，提高监管水平，最大程度地控制银行业开放带来的不利冲击，发挥银行业开放对本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使在经济金融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银行业的开放也是有选择性的。比较成功的银行业开放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适当引导和不断加强监管的过程，应合理把握开放的时机、次序、节奏和力度，把银行业对外开放控制在符合本国国情的适度水平上。中资银行拥有雄厚的地缘文化优势，外资银行拥有先进的资金、技术和网络优势，二者的恰当结合是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对于引资方和投资方都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无须单方面地出售股权，以股权换技术，完全可以尝试换股或交叉持股等多种形式，随着金融业开放进程的深化，对等互惠原则逐渐成为各国金融合作的一项准则。中国的银行业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但由于许多国家对控制权租金的特殊规定，事实上限制了我国银行业的走出去战略。例如新加坡银行法规定，如果一家银行的控制权掌握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中，将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业务。这一规定也直接导致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未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立法不完善也无类似规定，作为新加坡政府控制的金融公司，淡马锡集团则在中国大量收购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份，并成功入股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全国规模的银行。因此，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在WTO 框架内，着眼于维护和促进自由、公平竞争，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分享发达国家银行业国际化竞争促进资源优化的好处，推进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实现"双赢"。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运用国际规则，通过渐进开放计划、审慎性措施和监管水平的提高，对外资进入本国银行业有所控制，适度保护国内银行业，确保国内金融稳定和安全。这对中国渐进、可控地推进银行业选择性开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银行业开放不仅是一个目标选择和政策操作问题，更是一个把握政策时机、节奏和处理各方关系的艺术问题。在中国银行业中也可尝试对等互惠的金融协调发展战略。一方面，在引进国际知名的大型商业银行的同时，可考虑引进实力较强的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并努力争取交叉持股；另一方面，作为对等互换，中资银行可以要求其在外资银行中也具有一定的参股权或期权，如农行在引入外资银行为战略投资者时，相应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可要求入股该外资银行相应的股份或至少拥有一定的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