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郭田勇教授的想法由来已久，不仅仅因为其近年来在各大媒体的曝光率高，更是被其以学者的睿智看待外资入主中国金融业的理性所触动。三个小时的访谈，让记者真切地聆听了一位学者的肺腑之言。 记者：银行业放开一年多以来，外资银行入股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不足为奇，随着农信社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资银行入股农信社和农商行、农合行的消息频见报端，这种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形式，是否如引进者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田勇：自2006年12月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在合作领域和空间上进一步增大，因此，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单独设立金融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参股中国金融机构，即股权合作形式。应该说这只是全面开放后的一种表现形式。综合来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无论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在总体效应上均会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包括信贷业务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将一方面推动银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强，提高整体运营水平，另一方面也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应肯定其正面的积极意义。 具体到各个领域中，这就涉及到你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银行业全面放开后，双方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的确对于提升整个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外资银行不是“白求恩”，不是无偿援助，外资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从近几年看，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银行业是和宏观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行业。中国经济增长快，且可持续，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存在巨大的商机，而外资金融机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取利益，从这个视角来看，外资金融机构主观上是为自己，客观上是为别人，将此问题看清楚后，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在合作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头脑发热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一些中资金融机构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时髦，对于引进的目的和意义没有真正认识，这对于提高其公司治理水平是无益的。 因此，中资金融机构对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毕竟外资银行在海外经营历史悠久，无论经营水平还是管理能力确有过人之处，抱着引进和学习的态度欢迎，同时也要探讨外资银行入主中国的目的。前面已经讲过外资金融机构来中国的目的是冲着中国的市场，意识到这一点，中资银行在这种合作中，一定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衡量战略投资者引进后究竟能给银行现有的公司治理框架和风险管理水平带来多大的贡献，进行分析、论证，这样就会避免头脑发热，引进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得不到相应权益的问题。牢记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性，对于合作双方来讲会有一个公平的开始和结果。 记者：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入股杭州联合银行、澳新银行入股上海农商行等，最近成立的天津滨海农商行也有外资入股，还有一些外资银行入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正在计划中，对此您能否分析一下双方在战略上的博弈？ 郭田勇：从经营业绩看，农村金融机构处于最弱的层面。经营业绩差是不是就是由于经营管理水平差？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主要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及历史因素有关。当然，我们也的确承认农信社公司治理水平应该说和国际化金融机构比差距不小，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农村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同样应持支持的态度。 从农村金融市场来看，容量非常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其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潜在的、成长性较快的市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的积极性高也是和农村市场成长性强有关。当然，在农村金融市场目前的格局下，中国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如果双方合作较好，有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有大的提升。但是分析近几年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路径，还是有所侧重和选择的，比如外资进入中国首选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中资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相对较成熟，而这些区域金融资源丰富，也是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没看到有外资进入，由此更能说明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性。农村金融机构也在改革，公司治理水平也在提高，只是在公司治理方面应以自身为主，以外资为辅。
从未来看，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农村金融机构的量还会持续增长，归根结底是农村市场的吸引力较大，外资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高，对此应进行因势利导，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由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这样才能符合整体的战略目标。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就是赢利的，不用说外资期望进入，对于中资也具有吸引力。通过政策和监管的均衡导向，在中、外双方的目的性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双方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随着未来合作的量的进一步增加，双方围绕着这个平衡点进行利益的博弈。 记者：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渣打、汇丰等一批外资银行纷纷“下乡”抢占农村金融市场，根植本土的农村信用社如何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应对这种局面？ 郭田勇：随着银监会放开三类农村金融机构的出台，因为是欢迎各类资本进入农村市场，使得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加快，对农信社来说形成了一种竞争压力，从客观上看不是坏事。过去一直形容农信社“一枝独秀”，但这种缺少竞争力的格局对于长期发展不利，因为垄断会造成效率低，不利于自身水平的提升。希望随着外资的入股，带来一种竞争，从而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农村金融机构就摇头，我个人认为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金融机构的确存在风险程度高的问题。从国际整体状况看，农村金融赢利水平的确没有城市金融高，但城市金融却已处于饱和状态，前些年一些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退就是因为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难赢利，不能就单纯认这理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 要想让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出竞争活力，首先体制上要打破官办金融的旧思想。运行机制上也没有真正做到贴近三农，没有和农村金融需求相吻合，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产品和服务上应加大创新力度，来应对农村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带来的竞争。 农村金融机构面向的对象从客户群来分主要有两大类：县域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如何支持这两大类客户群应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探讨方向。当然成立省联社后会出现一些权力上收的问题，资金上会支持一些大企业，但省联社基本的支持对象也应是这两大类，而且也是未来要着力发展的客户群体。下一步围绕着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创新，有部分农村合作银行已经开始尝试理财服务，这就是一种创新，在此环境下，农信社如何针对农村具体需求创新出相匹配的产品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海南省农信社引进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入股，这种入股不仅仅是一个外资股东，尤努斯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会通过双方深入的合作来带动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发展，即把别人的优势引进来，再把农信社的经验揉进去，如果成功的话，可以面向全国推广，这种合作值得探究和推广。 记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表述一共为476个字，而农村金融就占了193个字，可见农村金融在今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前面谈了很多关于外资入股的见解，现在请谈一下您对宏观政策的理解。 郭田勇：这些年一直强调农村金融改革。中央政府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上一直努力实践和推动，因此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站在这个高度来看的话，农村金融改革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近几年金融市场因为农村金融的影响，使整体金融领域好象是一条腿走路，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我个人认为改革应从几个方面继续推进： 从机构上：合理分工，适度竞争。可以将农业分为高、中、低端三个档，高端以几十亿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资金需求量一般在几十亿左右；中端以县域中小企业为主，资金需求量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低端是农户，资金需求量也就是几千元或者几万元。而目前，如果说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话越往上走发展越快越好。比如高端市场中的龙头企业，不但农村金融争取，城市商业银行也在提供信贷服务；相比较中端市场发展弱，处于中间层次，大多靠自有资金滚动或者企业间拆借；低端市场客户资金需求不能满足。而恰恰是越处在低端市场客户群资金需求量反而越大。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让农村金融机构的根扎下来，这就如同一颗大树，树干部分营养丰富，到了末梢反而没有血液了，末梢就是指农户，须 “剪去树枝的末梢”为其充血。因此，除了多类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外，还可以让最基层的农村金融机构以最基础的服务与基础的需求相匹配。 要想做到服务与需求相匹配，银行的服务与产品创新尤为重要。现在农村金融放开，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的转行、农业银行重返农村、村镇银行的成立等，可谓是百花齐放，在资金的供应量上似乎够了，但如果产品和服务没有创新，不能真正贴近三农，就会出现表面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服务，最后结果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果这样，农村金融未来在农村市场的业务经营很难实现可持续性更难以应对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服务非常重要，农信社一直是服务于农村的“龙头”，不仅要多推出创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和服务产品，更要在农村金融市场起到引领和表率作用。 当然农村金融的配套措施非常重要，和农业有关的保险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虽然一旦有自然灾害中央财政会补贴，但一时的补贴只能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若从根本上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要发挥保险的作用。此外，在财税政策上给予农村金融一些优惠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