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3000起征或可考虑
南都:我注意到,23号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报告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存款利息税税率,还有专家建议,个税起征点应调至5000元。但24号你就在媒体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表示并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郭田勇:在我看来,5000元虽然不是高收入,但是月收入5000元的人一般来讲对于目前通货膨胀的消化能力还是有的,他们对于通货膨胀不会太敏感。
现在讨论改变税收政策,我觉得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我们如何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让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明显下降;二是如何防止经济下滑。
有了这两个基本前提,在暂时没有更有效的办法遏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怎么让人们的生活不因为通货膨胀而出现很明显的变化?或者说,什么人的生活会出现明显变化呢?我觉得主要是广大中低收入者。
这里就涉及到对中低收入者的概念界定:到底收入多少的人算是中低收入者?要是说月入5000的人算是中低收入者,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一般来讲,通货膨胀对于月入5000的人的实际影响是非常小的,这些人的文化层次也是比较高的。除了工资之外,这些人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收入,他们的投资意识也是比较强的,一般不会把钱存在银行吃存款利息,他会搞理财,因为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收入肯定比银行要高。
基于这种考虑,我觉得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或可考虑,适度提高是可以的。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月收入2000-3000元的人的实际生活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的提高到5000元还是高了一点。
停征利息税当为首选
南都:相对于提高起征点,你觉得更快更有效的财政政策是什么?
郭田勇:我觉得,既然财税政策发挥作用首要之义是如何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那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停征利息税当为首选。
南都:但有说法是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人群拥有了百分之八十的银行存款。
郭田勇:我国银行存款确实存在“二八”现象,说明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平均存款数量都比较小。但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讲,这百分之五的利息税对于他的边际生活带来的影响本身就比较小,而且高收入人群的投资需要比较多,比如说现在银行存款回流这么多,这说明这部分钱都在高收入者手里。而对低收入者基本上是文化层次比较低而且很谨慎的人,他们的钱或者是用来消费,或者是放在银行里面,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银行的存款都是他们的养命钱,虽然这部分的存款绝对量少,但是人群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银行一旦取消利息税,给他们的边际生活带来的改善效应还是比较大的。
南都:那是不是说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财政政策对不同的群体的边际效应生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郭田勇:对,一定要考虑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谁受通胀的影响大?怎么来解决受通胀影响最大的这拨人的问题?
发红包不如给救济金
南都:你还提到社会保障方面的措施。
郭田勇: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不是有保障吗?低保、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这些不全都有吗,应该提到这些保障额,可以考虑建立与物价上涨相衔接的物价补贴基金,或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与物价上涨挂钩。
南都:现在东莞提出给居民发红包,香港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但是东莞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办法区别到底应该发给谁,因为大家都说自己生活贫困,这样就没办法发。
郭田勇:发红包这种事是可以考虑的,但问题是可操作性太差。但是呢,还有一些中低收入者,比如开电梯的电梯工,每个月的收入还是五六百,这些人的生活绝对是受影响的,但是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发的,因为统计会很困难,在现有的登记人口之外发红包的话,发的面会非常广,从操作上来讲也确实会有问题。这样与其发红包,不如根据掌握的情况,给失业者和低保户发救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