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宏观调控应与监管和改革并举



    大米、猪肉和成品油成为走私品,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发生在中国的边境口岸。

    年息72%至300%,“除非贩毒才能还得起”的“高利贷”,在中国温州正搞得风生水起。

    这两个畸形的现象,将目前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弊端暴露的一览无余。想当年,马克思对以利息剥夺劳动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恨得咬牙切齿,但谁能料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温州,利息竟高得如此离谱。生产领域究竟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以经得起如此盘剥?这显然不具有持续性。另外,中国一直在严厉打击走私入境的商品,这些年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商品也以走出去为主,但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大米、猪肉和成品油也成为走私的对象。如此低端的“走出去”肯定对中国经济不利,幸亏我国的粮食供给自主率还算让人放心,如果长期输出则令人不安。

    据统计,至6月底,国际粮食储备已降至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够维持53天。截至6月,国际小麦、大豆、玉米相对于年初分别上涨58.60%、113.18%和68.97%,以泰国大米为例,今年3月份平均离岸价每吨500多美元,4月份已涨到1000美元,5月份、6月份仍然在持续上涨,但我国的大米价格与此相差数倍,大米走私也就不难理解。对此,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2009年至2010年间,全球粮食价格可能因产量提高而出现小幅下降,但总体上看粮价高企的局面会持续到2015年左右。不难看出,粮食的供给将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紧张地平衡,粮价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回调。

    从今年年初“破百”到7月3日突破每桶145美元,国际原油价格半年涨幅近50%,同比翻了一番。而与全球商品牛市截然相反的则是,全球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泡沫破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股市凄惨凋零,熊市充斥在各个角落。廉价的纸币使得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肆无忌惮,全球化的秩序不再井然有序,反而成为危机交叉感染的通道,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上了两位数,贸易逆差逐日扩大,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危机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虽然中国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渐销蚀,人们开始担心: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拐点、热钱抽离、内资外逃,中国的这些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将很难应付,也有可能会出现潜在的“支付危机”。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发生,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改革治理,防范热钱大规模流出。同时,严厉打击我国的粮、油对外走私,防止国内供给出现缺口。由于国内粮食和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巨额的价差必然会给走私提供套利空间,如果不进行打击,将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在这一点上,只要边境口岸下决心严查、不腐败,相信应该不难。

    最难治理和最值得重视的则是中国目前畸形的价格体系,如何妥当改革将考验着官方的智慧。毕竟目前CPI高企、加工类企业举步维艰,这时的价格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价格改革和经济转型是必由之路,否则在目前全球商品牛市和资本市场熊市的情况下,依靠单一的价格管制和单一的货币紧缩显然难以有效调控,也难以为继。

    如不及时改革畸形的价格体系,必然导致中国的大米、猪肉和成品油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去,而“廉价”的外国纸币则会通过各种渠道流进来,这样不但进一步输入了过剩的流动性和输入了通胀,会让中国的央行更加尴尬。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但失灵,反而会更加扭曲地传导给中国的企业和小银行,也会让中国陷入商品牛市与股市熊市的恶性循环之中。

    尤其在近几年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市场搞得风风火火,于是一些合资企业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输入“热钱”,向国内企业放“高利贷”、搞过桥贷款,还有一些国内企业在境外融资,以及境外PE和风投大规模输入流动性,从而对冲了央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加剧了M2的供给和经济通胀。虽然央行刚刚公布的6月末数据显示,M2较上年同期增长17.37%,低于5月末18.07%的增幅,但这是在17.5%的存款准备金率、股市大跌近60%、房价和宏观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才小幅回调。如果全球商品价格继续上涨,人民币继续升值,央行继续加息,民间借贷继续畅行无阻,如此恶性循环,M2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反弹。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的平均年息在14.124%以上,这一利率水平比目前银行贷款7.47%的年利率高出了一倍,而据台州市发改委的检测,2月份民间借贷年利率加权平均高达17.42% ,短期临时性的周转资金的年利率更是高达36%-60%,有些甚至达到了120%-300%。用温州民间借贷公司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利息很高的,假如你拿去做生意是不合算的,如果你周转一下是可以的,周转十天半个月也是可以的,你若专门用我这个钱,那你除非去贩毒才能还得起。”

    很显然,实体经济很难有如此高额的平均利润率,这种借贷模式只是将资金变成了“过江龙”。以前的“海南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像新疆德隆那样“短借长投”则必死无疑。因为,虚高的利息很难为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发生连锁反应。多少次历史事件一再证明,这种疯狂和神话必然会以惨烈的泡沫破裂来宣告结束。那么,“温州泡沫”会不会独善其身,我们拭目以待。

    像这样的民间流动资本究竟有多少呢?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时披露:“可以用这几个数据来说明温州资金整体的规模,民间流动资本大致有6000亿元,温州估计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本就达到2000多亿,光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就几乎达到了1000亿的民间资本。”

    如果这些都是国内的民间资金,即使泡沫破灭也只是一部分冒险分子承担,如果让国际“热钱”渗入这一渠道,外资抽离时则会以杠杆式地崩塌来宣告民间融资“高利贷”泡沫的终结。近期,据一些媒体报道称,这一模式将走向阳光化,有正规军正在收编他们,如果管理和收编妥善则无大碍,如果让其将“黑洞”埋藏起来合法化,则意味着国家会成为最后的买单者。因此,在收编、疏导的过程中,务必要火眼金睛,防止被“高利贷”的陷阱拖入深渊,对于一些参与者应该进行及时的风险教育,让其及早抽离,防止本金在高利率的诱惑下“打水漂”。而对于一些问题较为严重、泡沫较大的民间融资机构应进行打击规范,主动刺破泡沫实有必要,防止让后来者继续受伤。

    所以,一味地进行货币紧缩和抑制商品价格,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打击走私和严格监管热钱流进流出之外,及时改革现行的价格体系、改变目前扭曲的融资格局迫在眉睫。尽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中小企业多一些融资渠道,而不至于像目前这样命悬“高利贷”,随时都有可能猝死在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半途中;其次,及时改变“大米出去,美元进来”的现状,否则会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而且输入的流动性会将“温州泡沫”吹得更大。

 苏培科:宏观调控应与监管和改革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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