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的核心永远是人，人才。
有人说，现代社会缺得不是人才，而是出人才的机制。笔者不否认这种观点，但笔者更专注于对人才的根性与禀赋的研究。关乎人才，先贤们论述不少。周朝吕尚《六韬》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并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汉代王符在《潜夫论 忠贵》中指出：“德不能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能称其位，其秧必大。”司马光有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其意为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司马光就德与才之关系把人分作四种：德才肩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首选圣人，其次为君子，如果都没有，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更可怕。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背子，无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康熙皇帝也有言：“观人必先观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时代在进步，人才的内涵也在变化，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与评价体系也有所变化。例如当今频频的跳槽，在古代则贬为卖主求荣。康熙皇帝之所以成大业，其对“德”有明确标准，他有“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当然，他所指的“公”是朝廷的利益，但我们剔除时代和制度的局限性，不妨把“公”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团队的利益。
不过，以笔者之见，到底是重德还是重才，到底是有才还是无才，不能一概而论，要有阶段性概念，要有辨证思维。因为世界万物都存在变数，时代变，环境变，心态变，欲望变，能力变，信息传播的渠道在变，判断认知的标准在变，一切都在变。另外，识才识德需要功夫，育才育德更需要工夫。因此，用才不仅在定量上是困难的，在定性上也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即使在现代社会，想用数学模式和数量分析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也经常行不通。笔者通过研究古今案例，得出结论：创业阶段，可偏重其才；守成阶段，必须重其德。陈平是盗金欺嫂的无赖之图，魏无知将他推荐给刘邦，刘邦最初还责怪魏无知不会识人，魏对其说：“你现在正图大业，急需人才。”曹操在“创业阶段”就有偏重才的行为。例如他在《求贤令》中，就处处渗透着这种思想，他说：“韩信、陈平曾有不好的名声，但可成事。吴起为当大将，杀掉妻子来取得国君的信任，还散尽家产求官做，母亲死了也不回来，但他能镇住秦人，不让其进攻魏国。”可见，乱世重才轻德有其可借鉴之处，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了一定根基的曹操即进入守成阶段后，对于吕布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尽管有万夫不当之勇，也决不敢使用。
在现代管理中，德才兼备仍然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创业与守成阶段的德才配置必须要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否则，小人当道，奸佞当权，人心涣散，事业衰败，早晚之事。现代管理学研究认为，在这个强调执行力的时代，无才有德者尽管不能委以重任，但职业化可能与趋向更符合秩序管理。而多才缺德的人，不仅不能恪尽职守，而且总是想尽办法腐蚀、拉抡，费尽心思挑拨、离间。领导人或管理者如果没有驾御此种人的高超技巧的话，还是自始至终不用为好，如不得不用，那么应重点配置不影响大局的、临时性的战术性任务，切记配置影响大局的、固定的战略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