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不否认亚洲“四小龙”都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背景，但是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根本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大陆、越南和朝鲜没有与“四小龙”同期崛起呢？
因此，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根本因素，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抛开亚洲“四小龙”成功的非文化因素不谈，即使我们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也不难发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道，恰恰是对中国式管理的颠覆。
拼贴文化与香港的繁荣
与其说香港的繁荣是得益于儒家文化，不如说更得益于其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港的独特地位，以及其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西化。
从文化角度来看香港，事实上是颇为复杂的。从早期的殖民文化到晚近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定位历来都是一个难题。香港文化纷繁复杂，从本土的华南文化，到外来的菲律宾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台湾及韩国文化，各种文化在香港交融汇合。但大体上看，香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香港在其发展历史上，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由于所处的是一种混杂和边缘的处境，使得香港的文化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融合。事实上，香港的多元文化是一种拼贴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在香港文化中并没有很深的根基，而西方文化也未能成为香港文化的真正基础。由于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使得新一代的香港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陌生，而对西方文化同样难以深入洞悉。香港人历来重洋文、轻中文，重洋人、轻华人、重物质、轻精神，在西化的同时，香港人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都相当破碎。
不中不西的文化，使香港成为一个典型的功利社会。香港既没有充分吸收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理价值，也没有真正接受西方的新教精神。香港尽管实现了繁荣和民主，但更多的是靠西方的法治，这种缺乏精神根基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似乎融贯中西的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原因。
因此，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中西混杂的拼贴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不中不西的文化，使香港文化很难定位。我们只能说，香港文化是一种混沌文化。尽管没有真正实现中西融合，但香港文化毕竟在拼贴的过程中，达到了其功利目的。香港文化的拼贴性尽管充满残缺，但却至少证明了香港繁荣的文化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
香港繁荣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不如说是西方管理。香港企业较早引进了西方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全方位的西方管理制度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尽管李嘉诚等香港商人都具有儒家文化的底蕴，但他们之所以成功，却更多的是得益于西方管理。
而且，香港企业对西方管理的学习，并非仅止于技术层面，而是连同西方管理哲学一同引进。比如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的治理通常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而香港的家族企业却能突破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普遍采取基金托管制度，即把家族的股份托给一个专门的基金来管理，家族成员是基金的受益人，由基金经理来代替家族行使其所有者权利。
多元文化与台湾现代化
台湾的文化亦相当繁杂。依族群来台时间，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文化、南洋移民文化。依时代背景，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史前文化、荷兰殖民文化、明清闽南移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大陆移民文化。
值得强调的是，台湾在推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要好于香港、甚至好于中国大陆。在教学体系中，台湾高中的国文课本65%以上都是文言文。高中生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不少是《四书》的内容，以《论语》、《孟子》为主，《大学》、《中庸》为辅。在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传统的东西也很多。
但是，这并不表明儒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唯一根基。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台湾更多地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影响。台湾企业管理尽管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基本上是以西方管理体系包括日本管理制度为主。事实上，由于台湾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因此，台湾人对外部文化普遍持开放的态度。
事实上，台湾人现代意识的产生早于中国大陆各省。早在1885年至1891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实施了“振兴殖产，招徕工商，以为富强之针”的政策。
1895年，由于马关条约，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尽管日本的统治打断了台湾人民的自觉现代化进程，但由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在随后50年的日本统治期间，台湾的现代意识并没有被完全阻断。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接受西方现代价值与制度的结果。事实上，在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相当深入。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实质上就是对进入现代化的台湾进行反思的作品。这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震撼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华人文化圈，对台湾更深入地接受西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台湾文化是以中西融合为主流，兼有其他非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台湾现代化以及台湾企业管理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
诚然，在台湾企业中，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控股并对企业进行家族式经营，采用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然而，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与其说是台湾企业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台湾企业发展的障碍。我们所说的障碍，不是家族制度本身，而是基于儒家文化的家族企业的传统治理模式。如果台湾的家族企业能够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吸收西方文化，在传统的家族企业中建立更民主、开放、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台湾企业无疑将会具备更强大的竞争力。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已非家族资本为主的传统产业，而是以员工知识资本为主的非家族科技企业。台湾非家族技术团队创立的科技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主导了整个台湾的经济与股市，为亚洲企业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知识经济时代的台湾企业必将更多吸收西方文化和西方管理成分。
混合文化与新加坡的崛起
而相比之下，新加坡文化的西方色彩更为浓厚。新加坡的华人比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在习惯作风方面更加西化。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说粤语，而不是英语，但新加坡人却以英语为主。
尽管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拌饭文化”与韩国的崛起
而将韩国的崛起归因于儒家文化，仍然是犯了把问题简单化的错误。如果儒家文化是韩国崛起的根本原因，那么，同处一个半岛和同具儒家传统的北朝鲜为什么没有崛起呢？
事实上，韩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美国和日本的支持。美日堪称是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恩人”。
韩国与中国争夺“端午节”这一事件，使我们认识到韩国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而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举国捐黄金的行为，又让我们见证了这个国家令人敬佩的集体主义精神。韩国人的这种精神也许与儒家文化有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韩国作为面积狭小的岛国，其国民具有深层自卑从而需要自强心理的反映。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却没有韩国那种强烈的集体主义，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国土辽阔的陆路大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小国的危机意识。
事实上，韩国人确实推崇儒家文化，但他们却很忌讳谈“中国”这个字眼。他们宁愿把儒家文化看成是韩国文化。而在韩国文化中，显然并不是仅仅以儒家文化为主导。韩国人兼具集体主义与自由开放精神，韩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事实上，今日韩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崇尚自由和创造的西方文化，而儒家文化在韩国反而是一种亚文化。
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旭渊指出：韩国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混性”(hybridity)。韩国菜里有一种拌饭，这是韩国饮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拌饭是韩国文化的象征。韩国文化就是拌饭的文化。就是把很多东西掺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时间上，将过去与现在混合；空间上，将东方与西方相混合。在近代以前，韩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以后，更多的则是受日本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由此，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一切都掺合在韩国文化里。
李旭渊所谓的“拌饭文化”，正是对混沌文化的形象描述。韩国文化的本质无疑是具有明显“混性”(hybridity)的混沌文化。把儒家文化作为韩国崛起的因素，看来是同样不符合事实的。
在韩国大量的家族企业中，存在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等级和服从文化，但这并不是韩国企业引以为傲的资本。作为世界500强之一的韩国国际财团在1985年突然倒闭，其重要原因是，国际财团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该财团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缺乏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组成，而不是由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组成。国际财团倒闭的背后原因正是儒家文化。
1997年以来，韩国的起亚、韩宝等8大家族企业，由于第二代对企业环境、自身的经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均导致了企业的破产。所以，韩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金大中政府实施了以改革大财团经营结构、规范大财团经营管理为重点的经济政策，使韩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向西方家族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靠拢。而这种转变正是在超越儒家文化弊端的同时，引进西方管理哲学的结果。金融危机后的韩国企业与西方管理的交融更深了。
“四小龙”的崛起与中国式管理无关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制约，因而它们从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资源禀赋结构快速提升，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
韩国、台湾等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发现在他们经济起飞的10年至20年中，儒家文化的传统和价值反而遭到了极大的摧残，离婚率、自杀率、犯罪率上升，拜金主义泛滥。也就是说，在亚洲“四小龙”崛起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并不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而在亚洲“四小龙”中存在的大量家族企业，也不是儒家文化主导这些地区经济的充分理由。事实上，家族企业并不是儒家文化圈的专利，而是一种世界各文化圈共有的现象。在美国企业中，包括沃尔玛、福特等在内，其实有80%是家族企业；在美国公开上市的最大型企业中，有42%的企业仍为家族所控制；欧洲也是家族企业盛行的地区，43%的欧洲企业是家族关联企业。
因此，东亚地区家族企业的兴盛，并不能证明东亚经济的源动力就是儒家文化。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文化都是以中西融合为主、同时多种亚文化并存的混沌文化。而儒家文化因素，既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阻力。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东亚家族企业就更需要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民主、健全的个人主义等，以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欧美家族企业的特点是非家族治理，这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家族企业所欠缺的。
既然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是多种文化拼贴或融合的混沌文化，因此，中国式管理所谓的“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之假说，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轨迹中得不到科学的印证。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可以说与中国式管理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