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非学术的“中国式管理”
把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视为学术上的争辩是非常不妥帖的。因为“中国式管理”本身就不是学术。批判者用学术的眼光来“亮剑”非学术的“中国式管理”,无疑是在跟木乃伊讲解计算机的本领。
“中国式管理”论者强调“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综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研究思路。但是由于“中国式管理”自称是管理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根本就没有运用科学的范式和规范来阐述和论证,既没有清晰地厘清概念、严谨地推演论证甚至还不求甚解地妄加猜测和胡说八道。张羿尖锐地指出,曾仕强至少具有六大无知。例如:“所以1975年以后,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美国式管理难辞其咎。”(曾仕强《大易管理》4页)、““组织中如果没有人拍案定夺,样样都要公听、公证,而且意见纷扰,莫衷一是,请问如何有效管理?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比专制政府来得缓慢,便是大家有目共睹是明证。”(曾仕强《中国式管理》70页)
在论证方式上,“中国式管理”的臆断就体现得更加明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要力量,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1988年,76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曾仕强《大易管理》281页)引用论证的缺点在于运用者往往对反对者的声音不屑一顾,甚至对被引用者的文章也功利地断章取义,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的下一句话是“但是往往起关键作用的是那1%的灵感”。真实就这样被阉割了。“中国式管理”论者为了证明西方管理劣于“中国式管理”,不惜冒风险引证麦肯锡在中国的失败案例来证明西方管理的失败,需要从东方文化中求救。但是反对者犀利地反问:“那成功的95%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方面,“中国式管理”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例如,“欧美人士,只要基本人权受到保护,个人能够独立发展,人与人间互相尊重,衣食温饱,又有休闲、娱乐的自由,就觉得相当满足,可以安心享受生活了。中国人呢?基本人权算什么?自古以来,我们便享有最大的自由。除了不能造反,按时纳粮以外,根本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事实上也管不了。历史证明,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都发端于西方,表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并不大。”(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19页)把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归结为中国历史的全部,实在是一种可笑的耻辱,曾仕强难道忘记了文字狱、辫子头、小脚女人了吗?作为博士出身的曾仕强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是不应该。
在是否推进创新方面,曾的言论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西方人做学问,重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自己的发现,不惜推翻老师的言论。倡导求新求变,以新的学说来代替旧的理论,因此构成‘不连续的时代’。出版了五年以上的管理书籍,很可能就已经落伍。管理者忙忙碌碌之余,还要时时留意新的主张、学习新的语言,实在十分辛苦。难怪他们紧张忙碌,人人觉得压力很大。”((曾仕强《大易管理》29页)
因此,把曾仕强视为学者实在是高抬了他!“中国式管理”充其量也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厚黑学》的再包装而已。可悲的是,他的包装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4.海市蜃楼的“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分述如下:
以人为主: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惟有以人为主,才有办法把事做好。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
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大家有共识,比较容易同心协力,把一盘散沙,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
依理而变:合理解决,一直被视为比依法办理更为合乎道理的方式。中国式管理,也可以说是合理化管理。”(曾仕强《中国式管理》62页)
姑且不论有人才有事是否符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式管理”就是人性化管理或者说非“中国式管理”就是非人性化管理,简直就是自欺欺人。“西方管理界,特别是美国,一直相信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主张,认为理想的组织形式,应该使人们彼此隔离,强迫他专精于技术,一切按规定进行工作,以便保持公正的态度。(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248页)”显而易见,曾仕强先生对西方式管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时代。早在193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Fair Labor Standard Act,规定了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工资、禁止使用童工等。
至于把“因道结合”说成是“中国式管理”的特产,除了继续彰显曾仕强的盲目无知以外,还包含了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巨大而大胆的否定。在曾看来,制度是脚镣,是应该被突破的,认为制度和理是完全相背离的。太荒谬!也许曾对于管理实践的认识一下又退回到马克思的时代或者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包身工。以IT新贵百度为例,李彦宏就不讳言百度是成功是期权制度的成功;但是这能说明当李彦宏邀请现在的CTO刘建国——百度的第二位员工,他们不是志同道合的?相反,中国历史上关于因道结合的典范更多是的“范蠡与西施泛舟西湖、韩信走狗烹”的故事!
5、应何而兴?
“中国式管理”为什么会如此广受欢迎呢?
解释一:中国人精神迷茫。分析指出,中国企业曾经试图靠企业文化、西方哲学来破解价值崩溃(重建前)的问题,但是由于急躁而未果。转而挖死人棺材,把古代文化视为救命稻草!
解释二:我们陷入了非理性状态。一方面是“中国中心论如此深入地根深蒂固;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乐观主义者估计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次是对西方文化的非理性棒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观点!
解释三:民族主义。“中国式管理”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赢得了成功。“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但是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不是卖国,而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解释四:中国创新能力低下、创新意识差劲!事实上,指望古代典籍能为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问题提供答案,无异于向孔夫子请教基因工程的问题。对古典文化的过分崇拜和依赖正是“中国式管理”这种怪论大有市场的重要因素!大学在管理学创新方面也步履蹒跚,张维迎高价征集中国管理书籍未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解释五:真正商业社会的成长历程太短。不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与西方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的不可能同日而语的!
解释六:浮躁与短见。有人问:“究竟有多少企业家认真读过德鲁克的著作?有多少企业家又认真读完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管理全集?放着充满智慧和“大道”的著作不读,而是与与市场上那些低等的“管理著作”一起狂欢,从“奶酪”到“执行”,从“XX决定成败”到“XX是个好员工”,从“三国”到“西游”,从“狼”到所有的动物,从“没有借口”现在的“中国式”……狂欢过后才发觉,原来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实在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