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或者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主体与资金赤字主体之间进行资金融通，也就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这种资金融通主要有两个途径，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方法，其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根据资金流动是直接借助一次合约（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见面），还是两次合约（经过金融中介），分别在金融体制中的比重，划分出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再根据这两种融资模式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区分所谓的银行为主（bank-basedsystem）的体制与市场为主的体制（market-basedsystem），这两种金融体系在其基础、核心、功能、效率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 现实世界中，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必然同时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这两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这两者的重要性去不尽相同。也就是说，这两者在金融体系中所占地位的对比具有不同的格局。例如，目前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非常发达，而欧洲大陆很多国家，例如德国、法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则是大银行在金融体系总占据主导地位。 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自身变动轨迹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即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从静态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靠近德日的银行主导型模式；而就动态的观点来看，资本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似乎正在朝着美国的市场主导型的模式发展。金融结构模式选择和发展方向的多样性，以及中国正处在推进金融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一事实，都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模式？ 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选择适合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方向，需要从考察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入手。 一个国家金融体制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金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政策管制的影响，管制政策大多取决于对某个经济金融危机的反应，而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路径依赖，因为体制变革的成本通常大于维持原有的体制。 考察两种金融体系的形成，发生于1719－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SeaBubble）和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MississippiBubble）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两个事件，以及此后很长时期中英国法国对事件的不同反应，形成了两种差别很大的金融体制，即以市场为主导的英美模式和以银行为主导的欧洲大陆模式（AllenandGale,2000,p29）。 虽然在泡沫之后两国都制订了泡沫法，对股票市场严格监管，但是，英国在19世纪初废除了该法，而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股份制企业数量很少，资本市场基本不存在，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市场主要是为政府债券以及为王室和城邦的贷款服务的。这一时期很多德国银行家受到法国银行模式的影响，而且德国的银行家有很多是从企业家转变来的，因此，德国在工业化时期，银行与工业企业相互持股，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企业与某个特定的银行建立了长期关系，相应的银行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19世纪晚期，德国银行的全国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大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美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不占支配地位。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民众意识中对于权力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惧和反感。首先，1832年围绕是否重新审核第二美洲银行的执照，最终未能通过，这一事件是美国银行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从此，建立分散的银行体制、避免金融机构权力过大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其次，美国银行制度另一个重要影响是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此后的“Glass-SteagallAct”(1933)。该法使得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彻底分开，商业银行不能持有企业股票。 通过对不同的金融体制发展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 (1)不同的金融体制在形成之初，并没有抽象的理论研究，或者是优劣比较，它们一方面受各国工业化初始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为管制因素制约，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2)金融体制基本格局形成之后，会随环境的变化做小幅变化，但基本都能适应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居民储蓄主要集中于银行，银行所控制的金融资源在整个国家金融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考察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体系是否有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也就是金融结构体系是否有利于有效储蓄的形成，是否有利于储蓄有效地被转化为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投资，可以的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现有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国民储蓄的形成。 (2)现有金融结构下，有效投资形成存在障碍，新企业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没有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特别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 因此，中国金融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调整的目的是满足细化的储蓄投资转化需求、流动性增强需求以及风险管理需求，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在间接金融也就是借助金融中介而达成储蓄向投资转变的方式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且间接金融功能自身有限的条件下，上述目的的实现可依靠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发展直接金融，换言之，要借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推进直接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分层化，是构建功能更为强大，向实体经济渗透力更强的直接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主线。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造成了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就是以银行为主导，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的规模占据着短期内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从金融功能上来看，目前，银行还起着筹集资金跟分配资源的主要功能，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还是相当弱小。另外，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以国有企业占据着经济的重要比重，因此建立在国有银行的基础上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有它很强的生命力。 尽管倾向于认为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越的资源配置模式，但是市场与中介各有利弊，不能对立地看。即使从全球范围内看，一方面，银行发达的国家，市场力量在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市场发达的国家金融中介机构在变革。中国目前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涉及到金融工具、交易制度和金融机构和相关的监管、投资者保护等法律安排。 因此，即使确定了我国长期的金融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我们一样不能简单地将市场与金融中介对立起来，市场的发展并不排斥金融中介的发展，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从动态角度看则是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比较金融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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