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相映成趣：1998和2008
10年前的夏天，“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长江沿岸，10年后的2008年春天，“50年一遇”的大雪灾肆虐南方。如果我们把现今的经济金融形势与10年前的1998年相比，其中亦有着很多相似的元素，正可谓“岁岁年年人虽不同，但年年岁岁花却相似”，个中有着浓厚的相映成趣之味。
在美国经济衰退、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外需下滑以及国内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等多重因素叠加一起的大背景下，保证8％的GDP增长率和4.8%的通胀率的“完美组合”的难度不可谓不大。温总理“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论点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共鸣，一时间成为各方描述今年经济形势出现频率最高的语句。
1998年，肇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值高峰阶段，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正在“声东击西”。自1997年10月到1998年的夏天，三次从汇市、期市和股市上获取暴利，正在对香港进行第四次袭击，最终港府在股市、期市和汇市构筑了立体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和“敲山震虎”的伎俩，大鳄只能“望港兴叹”。 还是在这一年，金融危机扩展到俄罗斯和巴西，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轰然倒塌，美联储召集华尔街投行试图拯救LTCM。
2008年，美国次级债危机愈演愈烈，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的流动性短缺，信贷市场萎靡不振，以大摩、美林和花旗为首的金融机构纷纷爆出巨额的账面亏损。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更是濒临破产，最终在美联储的撮合下被摩根大通低价收购。在次债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愈发强烈，一季度0.6%的增速，反映出住房市场持续低迷和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给消费、投资及整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
的确，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级债危机，都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
首先，中国的外需势必大幅下滑，出口企业生存更为艰难。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全面地大幅贬值，而为了挽救危机，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毅然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人民币事实上相对于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升值，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导致出口下滑。
次级债危机爆发后，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大幅贬值。2007年10月中旬以后的70多天，人民币升值折合年率接近16％，2008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折合年率接近13％，如此快速的升值已经使得广东、浙江不少外贸企业直接关门歇业。2008年一季度贸易顺差为414亿美元，同比下降10.9%，这是近10余年来很少见的。
再者，热钱的运行路径发生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多年“吸引外资”的努力功亏一篑，新兴市场的短期资本迅速回流美国，更进一步地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的低迷，也引发了当时中国国内的部分资本外逃。
而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华尔街亏损惨重，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得不提高流动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这意味着必须暂时削减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风险投资。前段时间，亚太股市和美国股市的同步下跌，表明不少美国机构在境外市场抽回资金，以拯救“后院失火”。中国股市的跌幅最多达到51%，这也和热钱的进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物价水平的变化。1995年和1996年，中国政府为了治理高额的通货膨胀，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并未实现意料中的“软着陆”，而是开始陷入通货紧缩的泥淖。1998年，伴随着人民币的事实上升值，本来内需就不振的中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压力就更为严重，此后中国正式进入了长达5年之久的通货紧缩时代，直到2003年新政府上任，物价才逐步走出持续下降的困境。
2008年，由于巨额外汇占款的长期累积，中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共存的局面。超额的总需求加上供给层面的结构性短缺，导致以猪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代表的通货膨胀。而且，伴随着美元货币环境的再次宽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百元石油、千元黄金和万元伦铜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现如今，国际大米价格持续上扬，一旦国内大米价格步国际米价的后尘，那么双位数的CPI近在眼前。
诚然，1998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中国面临资本外逃，而2008年人民币面临的是升值压力，中国面临热钱的流入。类似的逻辑是，1998年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而2008年一旦人民币升值速度达不到国际炒家的预期，就会落下“操纵汇率”的骂名。
是的，1998年到2008年，短短十年间，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10年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还严重，东南亚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人们怀疑当时的中国会不会不久也陷入危机？但最终中国式的危机处理办法，拯救了这些银行，10年后的各大银行不仅规模翻番，而且各个运作的“生龙活虎”。
现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变幻莫测，国内GDP减速可期、新的通胀因素不断出现、巨额热钱持续性流入压力未减、外贸企业关停的实例不断以及股市半年内深幅调整逾50%等众多因素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金融形势远比10年前复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相当艰难，10年前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行政府债券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就能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或许，正是“最困难的一年”，最终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唯有的“最意外的收获”。
见上海证券报 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