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货币金融理论 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困境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问题是把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划分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用分析实物部分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分析货币部分,使总量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存量和流量的逻辑难题。由于难于在传统一般均衡模型中处理货币关系,西方货币理论的必然归宿是实物均衡模型。

 

关键词:货币理论  逻辑矛盾   根源

Key Words: Monetary theory   Logical paradox  Causes

 

 

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曾一直存在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两分,解释货币现象主要依据费雪方程,而解释商品的价值决定主要依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理论。自从希克斯(1935)提出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主张用价值理论的边际分析法改造货币理论以来,西方货币理论家一直在探讨如何逻辑一致地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统一在一起。在探索中主要的做法是用成熟的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货币,或者说希望把货币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并发挥边际分析法的作用。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体系所引发的逻辑问题是货币总量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它只能分析存量均衡而难以说明流量波动。

一   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困境

把货币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并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的传统叫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这种传统的特征是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纳入瓦尔拉斯设计的相对价格体系,并服从瓦尔拉斯法则和等边际原理。对该传统的确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帕廷金。他在1965年出版的《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中,指出了传统的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逻辑矛盾。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廷金通过假定收支的非同步性,把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和价值贮藏职能统一在一起,并通过设计实际余额的概念使货币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从而确立货币在瓦尔拉斯体系中的地位,最后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让实际余额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解决传统两分法的逻辑矛盾。帕廷金认为这一方法在两个方面代表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第一,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受到与模型中其他商品相同的效用条件的支配;第二,绝对价格水平与模型中所有的相对价格同时决定。

正当经济学界为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的确立而欢呼时,弗兰克.哈恩(1965)提出了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时会有正的价值?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用其他商品或记帐单位表示)就可能是零,当然此时的帕廷金模型也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模型中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帕廷金模型中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哈恩对帕廷金模型的反诘就是著名的“哈恩难题”(Hahn,s Problem).

哈恩对帕廷金的模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他的形式化,在帕廷金的模型中,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购买的东西,而不是它自身。哈恩的批评说明具有拍卖者的瓦尔拉斯体系是不需要货币的。帕廷金表述的缺陷在于没有把持有货币与购买商品之间相互联系的假设,以及商品与货币能及时提供效用能力的相互依赖性反应在瓦尔拉斯体系中经济人的效用函数里。哈恩的第二个批评是,只要在瓦尔拉斯的体系中引入货币和金融资产,不管货币还是金融资产在均衡时是否具有价值,都不可能从总体上证明均衡存在。除非排除分配效应,但是排除分配效应来构建总量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帕廷金实际上排斥了个体选择和行为的差异性。

哈恩对帕廷金模型的质疑实际是在提醒理论家,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局限。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的货币理论家一直未能放弃对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的信仰。这种传统在现代资产选择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资产选择理论可以溯源到凯恩斯,凯恩斯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就区分了人们持有货币的不同动机,并指出有一部分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存在,而不能作用于物价。在1936年的《通论》中这种思想发展为流动偏好理论,自此货币理论具有了资产选择的倾向。但是凯恩斯试图通过存量资产的调整来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中流量的波动,而不是来说明流量运动的稳定性。希克斯在1935发表《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在货币理论的发展中引起“边际革命”,他在边际效用货币论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把人们对货币滘藏的需求和资产运用的动机结合起来,运用类似一般均衡的方法创立了资产选择理论。这场革命使总量理论逐渐演化为资产选择理论,货币成为一种存量资产,货币总量理论逐渐演化为货币需求理论,最终经弗里德曼(1956)改造,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变成了现代货币需求理论。这样在资产清单上,货币只是若干种存量资产的一种,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资产之间相对收益率的比较。托宾(1958,1969)的文献为这种货币需求理论提供了更精致的分析技术。在1969年的《一般均衡方法在货币理论中的运用》一文中他构建了完整的一般均衡的资产选择理论。

实际上资产选择理论是变种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主体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根据各种资产的报酬率(或利息率)来确定各种资产的数量和结构,当每种资产提供的边际收益最后相等时就实现了最优的资产配置和均衡,这又叫等边际原理。

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引发的逻辑问题是存量—流量问题。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货币理论中的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 ,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

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1

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该模型的缺陷是不能说明存量与流量的相互关系。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早期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2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二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特征

存量—流量问题的存在说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不能揭示现代货币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原因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现代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现代货币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投资决策,而由于这种预期处于历史时间中,受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难免会波动,这种不稳定预期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一贯坚持的观点。

由于货币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变量处于历史的时间中,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它们的关系本质上是动态的,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是个静态模型,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把动态的货币关系纳入静态框架是当前西方货币理论出现逻辑困境的主要原因。瓦尔拉斯模型之所以是静态模型是由它的逻辑体系决定的。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3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4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现代货币经济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现代货币经济关系。该体系的特征决定了货币在其中可有可无的地位。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5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和分别代表价格、第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的个人来说,【,()】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的个人来说,【,()】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和=。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征决定了它只能描绘物物交换的经济,而不能解释货币交换的信用经济。把动态的货币关系纳入静态的描述实物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是西方货币理论家所犯的方法论错误。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理论大家都不愿意放弃对一般均衡的信仰呢?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   西方货币理论逻辑困境的根源

   西方货币理论之所以出现逻辑困境,从根源上说与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有关。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看,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强调经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这种传统可以叫李嘉图—马克思传统,该传统部分被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继承;另一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既如何配置资源才能实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对企业来说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最大效用。这种传统的确立者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他在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表达了以上的思想,并被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所认同与传乘。

由于货币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对于西方主流的货币理论家来说关于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把经济系统划分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既两分法),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货币部分对实物部分的影响。由于以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产出效率作为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那么必然使理论家在研究货币问题时倾向于使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因为对于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来说在研究资源配置方面,目前再也没有一种理论比一般均衡理论更适合了。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关于资源最有效配置的标准模式。该理论说明了在什么背景条件下,经济系统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衡量资源配置状态的标准和达于最优状态的机制。对于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家来说,该模式是有诱惑力的。正因为如此,西方货币理论家总希望能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容下货币,以求得对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完整解释。

但是对于货币理论家来说,当把经济系统划分为货币部分和实物部分时,理论上的困难在所难免,因为货币金融系统和实物经济体系的确切关系并没有弄清楚或者说仍然存在太多的争论,原因是从经验上说两者本身难以辨别确定的因果关系,尽管计量模型能够告诉两者相关性的大小,但是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因而无法揭示确切的传递机制。比如就实物生产系统来说,由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表现为单位时间内物质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人们可以消费比过去更丰富的产品。但是这不必然意味着货币系统的变化,甚至这一切可以在货币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完成,只是产品比过去便宜了。同样货币金融体系的变化未必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过多的货币发行可能不增加实物产出,而只导致通货膨胀。     

对于货币部门与实物部门的关系,货币主义者曾试图给以解释,弗里德曼认为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6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7弗里德曼的理论诣在证明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名义国民收入存在强相关关系,而且因果方向是从货币到收入,所以控制货币量就可以调节名义国民收入的波动。弗里德曼是从对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得出以上结论的。

但是卡尔多(1970)对弗里德曼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的经验结论提出了质疑:一、货币供给和国民收入的水平的高度相关性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确定的因果关系?即货币供给决定收入水平?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决定了货币供给和国民收入呢?二、是否在统计上两个变量存在相关性,就可以认为通过控制一个变量就能够预测另一个变动趋势呢?卡尔多的质疑对弗里德曼来说切中了要害,同时也反映了目前西方货币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关于货币和产出因果关系的争论一直存在。8

正是因为在理论上难以逻辑一致地调和货币部分和实物部分,所以西方经济学家正在试图放弃货币理论,而倒向纯粹的分析实物经济的一般均衡。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货币经济学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9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金(King,1984)、普罗瑟(Plosser,1984)等。该理论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归结为技术或供给的冲击,产量与就业波动是总量生产函数受到真实技术冲击而发生位移的结果,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没有影响。这样,在真实周期模型中,货币获得了和新货币经济学一样的结局。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却无能为力。对此,普罗瑟(1989)说:“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几乎集中于没有货币的模型,对某些经济学家来说,这不仅不代表进步,而且近乎对传统理论的亵渎。”他和其他真实周期的研究者承认,“货币在增长与波动的均衡理论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因此,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他强调,目前还没有富有成效的办法来测量货币在实际经济波动中的作用。10

结束语

 

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困境表明用分析实物经济的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无法揭示货币经济的运行规律的,也难以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给出科学的解释,依据该模型所得出的货币政策的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

 

 

本文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西方货币金融理论 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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