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4月24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的3‰调整为1‰。在经历半年的单边下跌后，中国股市由牛转熊，下跌50%。今年两会期间，业界“救市”之声不断。“救市”手段中，降低印花税首当其冲。印花税终于降了，这对中国股市意味着什么？ 降印花税既不是纠偏也不是救市
主持人：降印花税的一系列措施是以前政策的纠偏，还是主观上管理层就有救市的目的在里面？ 刘纪鹏：我认为既不是纠偏也不是救市。“5.30”大幅度提升“5.30”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样谈是比较科学的提法。也能够既表明这次我们把印花税恢复到千分之一的意义，说明我们的政府爱护这个市场，保障股民的投资利益的，是非常能够体谅市场本身上涨中的要求。其次，也表明我们对于这次股市的发展以及在未来国民经济，人民奔小康的主战场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印花税恢复为千分之一，只是对过去政策市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在去年“5.30”的时候，以及在2001年股市上涨过快的时候，有一些海外请来的顾问，海外经济学家，投行经济师希望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所以才有了去年“5.30”之后的局面。今天政府在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果断地把政策市给调整过来了，我们这次行动是调整的政策市，恢复了市场自然调整的发展格局。千分之一印花税是06年的印花税水平，更符合市场的发展。对于是不是救市，我想这个政策准确的提法只是压制股市过快上涨的一个政策调整，还不是救市。但是它起到了在此时此刻不是救市的政策却起到了救市的效果。 主持人：这次政策在股市调控范围之内，还是属于宏观调控政策整体的松动？ 刘纪鹏：我个人认为没法松开，看中国股市从6000点走到3000点有很多原因，不仅仅是印花税过高，或者表达了政府抑制股市过快增长的意愿。包括宏观上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次贷对我们的影响上，包括大小非中国特有的客观现象，包括去年上涨得过高都是等等原因。但这次股市是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崛起的强国，必须要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转型，所以股市作为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不仅对中国的改革，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型起到了确定性的作用。而且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场所，中国抓住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历史机遇，健康茁壮成长，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引擎”关键错在。所以，股市调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股市的变化，虽然这次是起源于股市困难到了极但，跌破了3000点，背后隐含了中国的金融危机，并连带着经济危机，但股市上涨和恢复，对国民经济也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恢复到理性状态，人们重振信心。 但从整个经济面的角度来看，我个人也认为，中国每到二季度甚至到下半年，政策可能都会适当地呈宽松的状态，股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干，我们从股市印花税的调整和以后仍然可能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盘，也不排除我们从外围的角度，包括货币政策出台一些既有利于股市，也有利于其它行业或者产业方面的宽松政策，以化解中国的金融方面的困难。从缓解中国金融矛盾来看，现在我们最大的结构矛盾，通货膨胀仅仅是表象，这是一个总量的指标。更重要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的背景下，我们简单地要采取像加息这样的政策可能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因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过紧，也和外汇储备过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次贷对我国的影响，关键不是在于出口也不在于股市方面，而在于我们过高的外汇储备每天都在严重地损失。因此，这些钱一个要把它花出去，要平衡，这种花的过程，不排除向H股大股东回购H股，同时也应该把流动性引进到资本市场来，化解商业银行的压力。这些政策可以说都需要今天股市振奋起来，而股市这个振奋，也意味着这个环节政策的适当调整，所以虽然印花税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资本市场而言的，但资本市场在国务院领导观念上的重视程度已经提高了一个战略高度，而这样一个做法的采取，必将也会预示着其它经济政策有可能出现松动。4000或者 4500点是股市健康发展点位 主持人：您认为这次利好的效果怎么样？中国股市现在这种下跌的趋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或者提一个具体点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再创新高？ 刘纪鹏：首先我认为不会再创新高，新高的概念是不是是指6000点？ 主持人：对。 刘纪鹏：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讲一个观点，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如果大家认为中国股市现在的3000点是一个底线的话，那么4000或者 4500点应该是让股市健康发展的一个点位，过高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如果过低了，股市的功能就不能延续去年的大好局面，比如说再融资，我们能不能继续发扬光大？必须实现再融资4000亿以上，去年IPO 4400亿，今年能不能实现这个水平，取决以我们股市发展能不能维持在4000点以上的格局，但如果股市超出了5000点，我觉得也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明显快了。这样一个格局，要看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在去年股市过快上涨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每年在宏观上，每年资本流入流出市场情况来看，4000点这个水平，按08年的动态市盈率，我们的市盈率还是维持在30倍以下，可能在25—30倍之间。这样一个水平，应该说是中国这样成长性的国度里比较良好的点位。所以，这次印花税的提出，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会不会创新高的问题，我回答了，我认为不大可能创到6000点以上。而且我们看到，仅仅靠一个印花税的政策，能不能让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点位，或者我们说达到4000点以上并且保持住，这也是大家应该看到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在一些大小非减持的措施上出台行之有效的措施。无论如何不能再丢掉话语权 主持人：在这次股市暴跌中，爆发了很多有关的争论，现在政策出台以后，算是尘埃落定了，回过头来，您怎么评价中间这些争论的各方观点或者他们的立场？ 刘纪鹏：我觉得这次股市争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民间的争论让领导看到了不同观点在经济学家不同观点和是非。现在在市场层面，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进行探讨，是因为我们有2001年的血的教训。2001年我们的股市也在2240点时，海外请来的顾问和投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股市泡沫过大，所以提出了以市价减持国家股，挤压股市泡沫（这也是政策对市场的干预，这在国外是不可能出现市价减持国家股的事情）解决股市的泡沫的做法，并且来查违规的行为。这些并没有针对国情推倒重来正确的观点所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以致虽然由于市场的暴跌导致终止了这种不正当市价坚持国家股的做法，但对价改革却推迟了三年才推出来，正是这三年使我们的股市跌了底点，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很多商业银行也陷入了坏账的困境，被迫出走海外，这个教训直到今天人们都在争论，为什么我们当时的金融股都变成了垃圾股，当时是不是贱买了国有资产。其实原因恰恰在于股市的话语权，理论对上影响了决策者的之手，决策者之手往哪边挥，理论起到很大的作用，采用谁的理论，采用西方股市的发展理论还是采用中国，同样照搬美国所谓自然并轨的规范，还要尊重中国国情的现实，按照对价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所以，我谈理论对上决定着理论决策者之手，对下引导着媒体，引导着舆论，或者引导着媒体和舆论影响着投资者的选择。所以，理论纷争经过了了四年才结束。 这段经历对所经历过的人来说都太沉重了。 我们应该反思那次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次当中国股市面临急剧暴跌，并且面临着股市危机时，又是一些市场外国投行或者政见学家提出的“不必救，不让救”的观点。随后，大家就感觉，为什么在“5.30”股市高点的时候，有关部门听取了一些市场人士包括外国投行的意见，为什么在市场上涨的时候要政策干预打压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压制股市上涨的时候，他们说应该用有形之手，出台印花税这样的政策来压制。但当市场极度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要把印花税恢复到千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却出来反对说不能救市。因此我们反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丢掉话语权了，由于股市第二次大讨论，所以才不会有这样的推倒重来。领导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也反映到了决策者的层面，所以，我想这次印花税政策及时地推出，无疑是和这次政府要不要救市的大讨论中，按尊重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救市，保护资本市场的观点占了上风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印花税的及时调整，是建立在至少要不要救市的争论当中，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保护股民的利益，克服“5.30”以来政策市的干扰，是和这次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尽快完善限制大小非解禁细则 主持人：预期后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利好措施，有可能会有哪些利好措施，在哪方面起作用？ 刘纪鹏：我个人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第一个利好措施，限制大小非解禁，让1%以上的减持到大宗交易系统的实施细则尽快修改和完善是关键。现在看来，一个月内减持1%，对大非的约束在客观上气不了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卖0.999%，昨天的中体产业已经这样做了，而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5个意义上的上市公司有400多家，他们的1%就是500万股，如果大股东在一个月内减持499万股，还不用上大宗交易系统，显然这个作用是缺乏效率的。很多人都会钻这样的政策空白。因此对于大小非完善，既不能违反以前股权分置改革的约定，不守诚信，同时也要遵照或者借鉴海外资本市场上对大宗交易的经验，就是要提前进行信息披露，信息提前披露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的大股东还是一股独大的大股东，他们在信息披露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可以高抛也可以低吸，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制定这样一个相对数字，这个相对数字可能是大非今后的减持即便千分之一，并且即便是在未来一个月内，市场上减持100万股以上或者千分之一，绝对数100万股以上，取两者最低者，也要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让中小股民有知情权。对于大的小非，则应考虑，在未来一个月减持50万股以上，应该提前披露，让股民有知情权。 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国际规范，另一方面保持了市场稳定同时也维护了中小股民的利益，对大小非来说，进入市场的成本也比较低，由于这样的披露，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减持就会比较忌讳了。因为市场会提前有用脚投票选择权，另一方面，相对来说，这样一个约束的过程也对于他们把上市公司做好，并且在维持市场稳定的条件下，使自己的股票能卖得好价钱也是可以双赢的。当然对国有股的大非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出台提前信息披露的措施，加以对国资委三年对国有上市公司股东转让及所持股份有一个办法，办法里规定“大股东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三年净流出率不能超过5%”，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大小非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要求信息的提前披露可能将会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至于其它的陆续措施，我相信4000点的点位应该是我们维持资本市场发挥重要的一个基本点位。无论从我们下一步控制上市公司再融资、IPO规模，让股市繁衍生息，包括我们推出T+0，包括融资融券制度健全方面，以及今年要提到的创业板问题，股指期货问题，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为发展股市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会得到体现。当然，包括像股权激励这样的办法，我认为也应该看到，现在要注意大小非减持的速度，让上市公司和高管层政策挂钩，股市在上涨中，股权激励的广度和深度要迅速加大，要让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大小非股东的减持能够产生一个对立统一的平衡关系。大小非减持股价下跌，股价下跌不满足上市公司高官购买期权的契机。 刘纪鹏：我今天收到了很多短信，大家都很激动，都觉得这个政策很好，它的出台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也没做什么，只是做到了基本公民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