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慧一案的启示 湖南省高院7月15日就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公开宣判，撤销一审裁定，唐慧终审胜诉。然而此案带给人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有专家指出，终审判决书认同劳教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而非违法，属逻辑不通。这在法理上如何厘清姑且不论，在管理领域足以引发人们的深思。按照管理者的行为天然正当的逻辑，以“正”而不“当”为由免责，可能正是“不正当管理”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当”的管理需要及时校正 按照永州市中院的说法，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决定劳教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只是在行政处理的具体方式上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这给管理领域的一个启示是，既然管理存在着一个“正”而不“当”的问题，那就足以说明，管理者的行为并非总是天然正当的。无论管理者如何强势，绝不能以其“正”掩盖其不“当”，不能拒绝履行停止与校正特定管理行为的责任。
不过，永州市劳教委对“上访妈妈”唐慧实施劳教的决定需要上一级劳教委予以撤销的事实表明，“正”而不“当”的问题靠自己承认是很难的，往往需要一种机制进行倒逼。管理者一般认为，在“正”与“当”之间，“正”似乎比“当”重要，往往起着决定后者的作用。其潜在的逻辑是：管理管理，只要由我来管我就有理。诚然，“正”就是正当，指的是管理的性质，比如合法合规，符合更多人的根本利益等等；而不“当”之“当”则指的是管理方法，管理不当不能与不正当管理简单的划等号。然而，管理方法不当至少说明其在恰当、合理、合适等方面存在着瑕疵，不科学或者不正确。如果以前者的毋庸置疑而忽视后者的作用，就会使前者的作用产生扭曲，所以必须予以及时校正。 问题在于，以机制倒逼的方式对“正”而不“当”的问题进行校正，往往只能治标；要想达到治本的效果，管理者必须对此有愧疚之心，不能自认为瑕不掩瑜而有恃无恐。对“上访妈妈”唐慧实施劳教的决定被撤销后，永州市劳教委的有关人员虽然承认劳教决定有不当之处，却又辩称这是基于“人文关怀”，好像那是一种施舍。其实，所谓“合法范围内的不当”是在混淆概念，那是将职权范围与合法范围混同了起来。永州市劳教委在职权范围内办事固然是合法的，不当的确不等于违法（其中有合法的一些要件）；但也不能作为合法的依据（合法要件有缺欠）。否则那就成了“只要由我来管，我就有理”的强词夺理。管理者在“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面前不以为耻，这才是真正需要校正的职业品行。 及时校正“不当”的管理，关键在于要摆正管理者的位置。其实，对不当管理的校正并不影响职权的有效行使，反而可以更让人信服。应当承认，管理不当与不正当管理有很大的区别；不正当的管理意在牟取不正当利益，涉嫌违法。然而管理不当虽然没有明显的不当得利，但同时说明管理行为并非无懈可击。一方面，管理者固然没有主观恶意，但失误的存在表明其管理水平有限，存在着一个有待提高和完善的任务；另一方面，不能排除管理者故意利用人们对不当的容忍，按照潜规则方便自己的管理或者减少管理成本。两方面都说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只存在着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说管理就是服务，那么处于强势地位的管理者就应当放下自己的身段，在坚持真理的同时，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相对方受损理应予以救济 唐慧一案的复杂性在于，在永州市劳教委看来，“上访妈妈”的上访同样有“正”而不“当”的问题。放在管理语境中来看，这属于处于强势地位的管理者的一面之词。“正”而不“当”、不当、不正当等等字眼读起来绕口，然而相对于管理对象而言，那都会招致其切身利益的损失。按照公平的原则，对于“正”而不“当”造成的负面后果，管理者理应承担予以适当的补偿责任，以“不当”对“不当”不足为凭。 即使按永州市劳教委的说法，“上访妈妈”有闹访、缠访等等行为，但闹访、缠访的诉求是为了替年仅11岁的女儿被强迫卖淫而伸张正义，要求尽快严惩犯罪嫌疑人，这完全是正当的。闹访、缠访最多属于“正”而不“当”，不当同样不等于违法。既然不违法，永州市劳教委对其劳教就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日报4月15日《应呵护公众对法治信仰》一文指出，作为一位母亲，今天的唐慧无论对女儿的不幸经历多么痛心疾首，对自己受到的劳教处分多么不服，都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而是选择依法诉讼去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份对法治的朴素信仰，令人为之动容。至少，永州市劳教委在“正”而不“当”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应当辩证看待其所谓的不当行为，对其先期受到的伤害给予充分的同情。 媒体认为“上访妈妈”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当然不是鼓励唐慧们一开始就闹访、缠访。即使永州市劳教委认为闹访、缠访为不当，那也事出有因。唐慧11岁的女儿被强迫卖淫事件发生在2006年，直到2012年6月5日，对犯罪嫌疑人的终审裁决才尘埃落定。中间还出现了有一起执法人员参与的犯罪嫌疑人“假立功”的闹剧，力图为犯罪嫌疑人争取从轻发落，使得此案历经过两次重审的波折。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假如没有当事人的闹访、缠访，难道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将是另外一个版本？这就告诉我们，管理对象反映自己的诉求时的“正”而不“当”，往往是对管理者管理不当的反弹。管理者只有反省自身，努力减少起初出现的管理不当，管理对象反映诉求时的不当才会降低。 同样的道理，既然永州市劳教委认为唐慧的“正”而不“当”行为需要规制，那么它自己的“正”而不“当”行为同样需要规制，对唐慧因此在心身方面受到的损害给予适当的补偿是必要的。在管理领域，不当管理与不正当管理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当管理中的经济责任主要是对受损的相对方予以补偿，同时具有抚慰的性质；而不正当管理则不同，它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则是对管理者获取的不正当利益的追索，同时具有惩罚性。指出这一点，有助于管理者在因管理不当承担经济责任时消除抵触情绪。据唐慧说，她要求获得赔偿金1463.85元，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只为讨个说法。永州市劳教委没有必要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非法而耿耿于怀。 警惕不正当管理的不当规避 永州市劳教委既然认为自己“正”而不“当”不违法，足以免责，当然也找不到应当为此负责的具体的责任人。这并非表明唐慧案成了糊涂账，而是表明可能是机制体制出了问题，机制体制应当负起责任，亡羊补牢。虽然不“当”不等于不正当，但是在不正当管理与不当管理的界限极容易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听任不当管理免责，不仅不能促进整个体制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极容易导致不正当管理规避应有的监管。 首先，不能单方面以便于管理为由进行制度设计，在人性化管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管理制度或者体制的设计当然要考虑管理的效率，努力减少管理成本，但同时应当兼顾被管理者主张权利的渠道顺畅。所谓管理的人性化，往往意味着需要管理者更加耐心细致，无疑会导致工作量、工作成本的加大。当人性化的诉求加大，而通行的制度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通行制度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当，应当予以修订。永州市劳教委赖以行使职权的劳教制度本身就是如此，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强调幸福感的今天，即使不能立即废止，也有必要限制使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正抓紧制定，年内有望出台。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其次，防止决策机制被既得利益小群体绑架，促进管理团队的进一步优化。在唐慧一案中，唐慧11岁的女儿被强迫卖淫事件发生后，有关执法人员的渎职现象不是个别的，除了涉案警察存在着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假立功”、通风报信、串供等包庇行为；原零陵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在接到唐慧报案出警后，拒不解救；南津派出所在家属报案后迟迟不予立案等等。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上访妈妈”采取劳教措施，很难说是在偏袒某一个人，似乎是在维护一个“群体”的形象。这即使不是在为以主要罪犯为中心的关系网提供庇护，客观上也是在为该关系网背书。这就说明，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进行劳教的“正”而不“当”并非偶然的失误，有必要对执法队伍进行整顿，以免害群之马在“不当”中我行我素。 再次，对管理不当的个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防止其在免责中规避不正当管理的责任。毫无疑问，管理不当也是在实施管理，对管理权的行使名正言顺。换句话说，处于强势地位的管理者在履行职责一路顺风的时候，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一旦受到质疑，自我防卫的本能就会显现。能够承认自己管理有不当之处，似乎已经表现出了高姿态。然而，一旦形成“正”而不“当”可以免责的惯性，就会形成管理职权的行使在事实上的不受约束。管理者就会利用这个空子实施不正当管理，或者将不正当管理努力以管理不当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权谋私。这就如同在管理中搞下不为例一样，再次发现问题还是搞下不为例，制度和监督就会形同虚设。即使决策者自己没有搞不正当管理，也会被别人的不正当管理所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