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3月26日，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生于1923年，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曾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等。其文其书，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
梦想“公园里都放贝多芬”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辛丰年回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这也是很惭愧的。” 许多年以后，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乐迷闲话》而慢慢喜欢上音乐。辛丰年却说：“我懂的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而在晚年，他说：“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1945年4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没有拿过枪，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他回忆：“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1970年，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夏伯阳》，有空时，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严锋很感兴趣，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 在部队时，辛丰年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他说：“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1976年平反，53岁的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 关于音乐的资料，辛丰年解释：“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我大开眼界，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的英文原版书都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上都写在前面：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 有些书买不起，辛丰年就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则帮他买一些外文旧书。他兴奋地说：“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教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是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至于那些音乐设备，辛丰年使用的都不是高级器材。1980年代初期，他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的，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的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就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的。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 辛丰年退休后凑钱买了一架英雄牌钢琴，下决心自学钢琴，几年后就能够“乱弹琴”。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 在听音乐的时候，辛丰年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是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现在假如有谁没兴趣听，我就不听，何必呢？假如是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 晚年对声音敏感：这是重要史料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晚年，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戒掉了。 “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说，“抗战的时候，我也听音乐。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并不说是绝望了。” 2006年8月22日下午，我第一次从南京坐汽车到南通采访辛丰年先生。当时辛丰年先生的忘年交严晓星同座，宾主相谈甚欢。辛丰年质朴的风度使我念念不忘。2007年7月8日和9日，我又专程到南通拜访辛丰年先生。 辛丰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一些文化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初次见面时，我带去了采访贾植芳先生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之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一细节出自严锋名文《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晚年主要读历史书。对一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辛丰年读得兴味盎然。我曾经建议辛丰年写回忆文章，并聊到钱锺书一个有趣的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辛丰年说：“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而对回忆中的细节问题，辛丰年感慨：“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常常细节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了就湮没，你要抢救一些。 闲谈中，辛丰年不忘对声音的敏感：“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我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哪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