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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由于诸事不顺，赵慕兰做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不再置喙。有无数迹象印证，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企业家嘴里，股权问题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访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把他约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详谈。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关村的友谊宾馆与柳传志面谈。一个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后两次均随侍左右，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三人谈论最多的是产权改革。李后来详细描述当时情形，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话题"。 四通和联想的产权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乃至远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听，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民办科技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6个月后，也即1994年2月14日，轮到了联想。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联想售出1?687亿股，每股1?33元，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股票当时总市值8?28亿元。不用说，这里面每个情节都是大新闻，都给世人带来无穷遐想。 产权改革如此轻而易举，而且还能带来滚滚财源。四通是一个好例子，联想是另一个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会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