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出了问题。总经理希望拉起"中文之星"的大旗做掩护，套取国家计划，再到银行去"圈钱"--这是当时牟取贷款的另外一个说法，然后进军暴利行业。一会儿要炒股票，一会儿要倒外汇，一会儿要办银行，一会儿又盯上京城北郊一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那里给死人修个"皇家陵园"，给活人建个居住社区。也难怪贺文如此热血沸腾，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除了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至少还有史玉柱，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此人依靠"巨人软件"起家，然后圈地置业，扬言要建"中国第一大厦"。贺文的"战略构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北京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欠银行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