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蓝血企业-塑造企业的斯巴达与雅典精神》
但是，在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之后，从1931年开始，军队受“左”倾路线影响，搬用了前苏联的高度集中、机械服从的制度，权力逐渐集中。这使得问题走向了反面。当时，部队各级党委被取消，权力完全收到政委手中，后来中央派到各个部队的“中央代表”权力更大，有最后决定权。这种权力结构加上肃反的错误指导思想导致一些错误决策的产生。 毛泽东恢复中央领导地位后，逐步废除了这种制度，使军队恢复到党委集体领导之下。充分发扬民主，使士兵敢说话，乐于表达意见，保障士兵权利，保护士兵积极性。在旧军队，军官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国民党军队还不时发生打死、活埋士兵，或者向士兵家属索要巨额赎金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规定了对待士兵的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原则。贯彻这些原则的制度保障是士兵委员会，这是一个多种功能的组织，后来虽然有多种名称，但是其性质基本没有改变。士兵委员会是一个代表士兵的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士兵可以在各种问题包括指挥问题上批评军官，向上级反映意见，同时也可以组织文体活动。而且，这个组织还可以监督各单位的财务开支，管理伙食等。陈志让指出：“为了保持士气，共产党人密切注意三个因素：领导（或指挥）、军队的教育（或党的宣传工作）和士兵的物质福利。” “每次战役之后，官兵们坐下来一起讨论成败，其间，士兵能够坦诚地批评官长的错误与失职。军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不给任何人增加负担，而且也不拿薪水。每个官兵或士兵都分一小块耕地，在当事人外出战斗时，他们的土地由其他人员照料和耕种。官员们没有单独的俱乐部、医院和食堂，与士兵穿同样的制服。” 刘伯承说过，“对我们来说，战争是情感的斗争，通过政治觉悟来进行。士气包含恨、爱、复仇和对胜利的信念，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并不存在于个人力量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力量之中。它是战斗的决定因素，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尊重、平等、民主这些人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激励一旦与纪律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不可限量的战斗力。 当陈毅从华东战场到中央汇报时，毛泽东针对部队作战中实行民主一事问陈毅：“你看这样会不会造成部队不服从指挥员的命令，应当撤出战斗时撤不下来，因而发生矛盾呢？”陈毅回答说：“不会的，因为这样的民主是正确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战士的眼光是明亮的，他们一心一意也是为了打胜仗，他们辨别能力是很强的。应当坚持与不应当坚持的决定权是掌握在指挥员手里，加上倾听下面的意见，只有使领导与指挥顺利而不会发生反作用的。” 正是这种军事民主，使领导决心与群众智慧相结合，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战斗力及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解放战争期间的许多攻坚战斗，都是靠干部战士开“诸葛亮会”，研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胜方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拥有空前强大人力的美军，也正是靠着发挥群众的智慧才想出了许许多多战胜敌人地面强大火力和“空中绞杀”的以“土”制“洋”的妙计。
徐焰《军事家毛泽东》 红军刚刚开始实行民主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有些下层官兵以为，军事民主就是凡事都要举手表决。有时候，打不打一场仗也要通过举手来决定，这些极端自由的思想，否定了战争时代的效率原则，软化了党的领导。毛泽东对此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并强调在军内开展教育，使参加革命军队的农民脱去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这个指导思想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尤其得到强调。因为，那时很多国民党官兵投降过来以后，立刻要编入解放军队伍。这些人很多带有旧式军队的习惯，不理解“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因此，大规模的“忆苦思甜”，痛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就成为教育官兵、坚定其革命意志的最好教育内容。 将一群农民、小知识分子武装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部队，这是现代史上的奇迹；在积贫积弱，近代历史上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更显出其伟大。正是这支军队，在对内战争中打垮了蒋介石，在对外战争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联军打个平手，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形象。这支军队，在长久的战争历史中，学会了平衡斯巴达与雅典精神，找到了民主集中制的施行办法，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