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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起飞初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梯度性特征，至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跳跃性发展及最后形成经济发展的大体均衡则是加一回事；而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与交换的发达程度，因此，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也呈现出与经济区域梯度性的同步；资金的运动、流动具有趋高利性、强流动性的特征，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受发达地区的强吸引而向发达地区聚集，资金的活动力及聚程度与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梯度性成正比。货币政策的制订应充分反映经济及金融的区域梯度性，否则将导致货币总量的失衡和地区间分布的失衡，导致金融整体资源的不良配置和效率损失。 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梯度性：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相应地，金融组织结构、资金聚集度也具有一定的区域梯度特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金融区域梯度带有改革倾斜性特征：一是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是建立在中央政府对某一区域的金融管制放松的基础上的。最典型的是广东、上海、海南、福建四省的金融机构及新生机构明显多于其它省份，信用社、发展银行皆是如此；二是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带来开放政策倾斜的后续效应，如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三是金融资源的聚集程度明显带有改革政策的倾斜性：如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聚集了大量的内地资金，上海、深圳率先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公司数量多、上市早等都具有政策资源的区域梯度性配置性，四是金融资源的聚集程度带有“闯红灯”行为的受惠性特点，不是金融机构、基金、股份制改造，还是信贷规模的突破、违规违纪经营等，凡是地区擅自批准或“闯红灯”经营，事后都得到最高当局的订可或追认，导致区域梯度性与“闯红灯”行为的强度受惠性相关。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大，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创造能力也强，对资金的聚集力和吸引力就大。货币政策的调控应充分体现经济的这种区域梯度性，使金融资源在总量控制的条件下实现最有效地配置和效率、效益的最大化。但问题是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的区域梯度性带有明显的人为生成、政策造市“闯红灯”行为的受惠性强度的痕迹，这就使货币政策在区域梯度性倾斜和调控时面临两难处境：一是区域发展的强度极不具有常态示范效能，却产生了争取政策资源倾斜的示范效用，如争办征券交易所热和各地兴起的金融中心热都是向决策层施加外在压力以争取政策倾斜的行为，使货币政策对区域发展强度极的倾斜十分慎重；二是区域发展弱度极把对强度极生成初期的政策造市和后期的“闯红灯”行为受惠性的攻击作为争取政策倾斜的手段，决策当局面对众多的弱度发展极的攻击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实施倾斜；三是原有的专业银行在机构地区趋同化的同时，移植区域强度极的先进金融工具，导致金融工具的全国趋同化，而有了机构、有了金融工具就有了争取资源的资本，使货币政策资源泛化；四是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作用的趋强，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区域梯度性调控越来越艰难。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现有金融资源的控制，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影响遏制本地区金融资源向外部流动，使资金只能在地区板块内被动配置，同时，经济区域弱度极的金融机构出于对自身“私人收益”的追求，自觉不自觉地与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向中央银行争取金融资源，导致资金的地区板块内低效配置与金融资源的不断注入相互依拖生产，资源配置效能越低，要求注入资源的压力和强度越大。另一方面，区域发展弱度极的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扩张本地区金融机构的强烈冲动，千方百计地争取新设立的商业银行来本地设立分支机构，以分一杯金融资源倾斜成果的羹，最终形成新的地区趋同性。 由于货币政策区域梯度性调控方面的两难处境实行操作中往往摇摆不定：一方面对弱发展极的处境和要求从道义上和感情上充满同情，难免时不时地倾斜，导致货币政策反区域梯度性调控，这样，强发在地区板块内弱效配置，形成弱效配置－－资金注入的强循环冲动，最终使全国范围内的资金全面紧张，这是我国金融资源紧缺性加剧的重要原因，进而推动货币政策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对强发展极的资金吸聚力和创造潜能的共识，又往往对强发展极的金融资源掠夺式的“闯红灯”行为采取迁就与宽容的态度，这又进一步怂恿了各地区的“闯红灯”行为，导致货币政策由于金融秩序的无序而不能正常调控，只好通过整顿金融秩序来维持货币政策的常态调控，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顿金融秩序频繁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不力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