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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陈凯歌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权威等级的无公众社会。觉得自己在上，别人在下，容不得胡戈这样一个小人物动了他的电影，哪怕人家花了钱也不行。在过去，他龙颜一怒，胡戈还真会倒霉。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精英掌握统治权，知识精英掌握文化的解释权，上能“为王者师”，下能教化小民；没有公众，只有群众。群众总是听精英指导的。但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渐渐向草根社会演进。一个真正的草根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权力，根基都在下面而不是在上面。精英必须接受公众的界定。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使这样的转型加速。1990年代，文化界讨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还仅仅是说说而已。其实文化精英们还没有切身体会到自己会“边缘”到什么地步。这也是陈凯歌为什么最后被胡戈馒头噎住的原因。 互联网、博客把这种边缘化变成了真的。博客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博客就是“诗经”。传说中古代的国王为了解民情，要派人下去采风，最后辗转编成“诗经”这样的经典。那时文字不甚发达，读书人也没有完全垄断文化，采来的诗就成了一种公众的声音，享受某种话语霸权。后来专制社会确立，读书人为权力所豢养，把持了文化的解释权，民间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士大夫文化一下子统治两千多年。 直到互联网、博客崛起前，一般小民百姓的声音是很难进入媒体的。如今4亿多网民出来了。万众一呼，几个文人的哼哼叽叽就再也没有人要听了。“公众”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公众”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想想看，如果在10年前，哪个编辑会理胡戈？大家还不都围着陈大导演转。如今，不管胡戈怎么装小人物的可怜，连陈凯歌也终于明白：这个小人物掌握的文化权力竟大得出奇。 这种网络和博客公众对精英话语的颠覆，更戏剧性地反映在“韩白之争”中。其实，“韩白之争”哪里是什么“争”，完全是一边倒地欺负人，白烨毫无还手之力。白烨的朋友很为他不平，说他是韩寒这代人的“文学保姆”，希望提携后80这一代进入文坛，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自取其辱。白烨的问题在于，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层中，还有个“上文化”与“下文化”或者说“高雅”与“鄙俗”之分。而他自以为是个有权威来做这种区分，并把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统一到一个一元世界中的人。所以才有他的“文坛”以及韩寒一代尚未真正进入“文坛”之说。然而，这样精心经营出来的学说，被韩寒的“文坛是个屁”一句话就给骂垮了。这就像保姆管孩子，有时会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孩子回答：“谁要你喜欢？”保姆还能怎么办呢？ 应该说，互联网和博客时代以前的文化人，都是权威主义时代的特权阶层。互联网和博客塑造了“公众”，开始了由“公众”塑造精英的时代。所以，文化精英不得不学习和公众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要学会在公众中生活，而不是在权威中生活。 我要博客，我要革命 我的博客，在新浪已经开通三个月了。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全是新浪的编辑极力鼓唆。最后我只好说：我闭上眼睛，你们看着办吧。结果，我的博客一直是编辑在编，把我的旧文章贴上去而已。我自己基本不看。最近，网络似乎走得快了不少，我上博客比过去容易，自己开始看自己的博客，这两周又开始自己贴文章，点击眼看就过20万了。有一天兴奋起来，多贴了几篇文章，读者反应灵敏，一天的点击超过两万五千！ 我是个穷出来的财迷。写稿子是为了赚钱。这从当年在社科院拿200元工资养活两口之家，到在美国生了孩子，奖学金用光，三口之家全靠稿费吃饭，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日子艰难，不过靠稿费挣钱乐趣也不少。我曾和《东方早报》的编辑讨价还价，发明了“苹果理论”。我当时要高价，编辑不干，说你的稿费已经比我们这些小辈编辑高了不少呀。我回击说：不对！按人民币算我的稿费也许高，但按苹果算则不然。美国一美元买不了两个苹果，大概五六元人民币勉强买个苹果吧。把人民币折算成苹果，你们写一千字是多少苹果，我写一千字是多少苹果？算一下，你们的稿费以购买力算比我高多了。对方不说话了，但钱也不给加。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媒体肯按苹果来算我的稿费。
